痛悼沈兹九大姐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痛悼沈兹九大姐
李文
在前不久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去人民出版社三楼会议室参加《胡愈之文集》的编辑小组会，听李淑贞同志说：“沈大姐住医院了！”我们很为她担忧，衷心地祝愿她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她是最关心《胡愈之文集》能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的。但是，她没有能看到她最亲密的同志战友和伴侣的文集出版，而离开了人世！最近几个月，我为了收集胡愈老的资料，去拜访过她老人家几次。９１岁的老人，她总是安详地坐在沙发上，看到有人来总是面带笑容，两目矍铄有神，两耳虽有些重听，而头脑记忆很清楚。她还记得１９８７年初，我为了拍摄《邹韬奋》电视剧去拜访过她，她将一本新出版的胡愈老写的《怀逝者》亲笔签名送给我，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次她又亲笔签名送我一本《胡愈之印象记》是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珍贵礼物，是对我热情地关怀和鞭策。
我开始知道和认识沈大姐，是１９３５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的时候。那年７月１日生活书店新出版的《妇女生活》创刊号，以极醒目的标志陈列在门市部的杂志台上。我们知道这刊物的主编是《申报》原副刊《妇女园地》的主编沈兹九。她写的《妇女生活》发刊词，提出“妇女也是人”的呼声，她尖锐地指出：“妇女既不是男子的所有物，也不是附属于任何人的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妇女既是人，得过人的生活，妇女既是社会的一分子，得做个健全的社会人，可参加一切社会的活动，享受社会的一切权利。”那时我们生活分店几个同事业余正在沪西纱厂区做工人夜校的工作，我就买了几本《妇女生活》送给工厂的女工们阅读。这个刊物对她们要求解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是最好的教育材料，不少女工都订阅这个刊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圆明园路女青年会召开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和１９３６年３月８日上海妇女举行的纪念大会，我们职业界救国会都积极配合，发动会员参加纠察工作。那时我才认识了史良和沈兹九大姐。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走上街头，男同志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去，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在纪念“９·１８”那天，游行队伍经过法租界到南市区的路上，法帝和安南巡捕和警察向游行群众用棍棒大打出手，史良大姐和不少群众都被打得头破血流，生活书店也有几个同志被打得手指骨折。晚上，我们又分组到“大世界”附近进行救亡宣传散发传单，张锡荣、殷益文被法租界便衣“包打听”抓到巡捕房去了。还有１０月鲁迅先生逝世，在万国殡仪馆出殡去万国公墓的群众送殡游行队伍，有全国救亡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还有胡愈之、沈兹九等走在最前列。那时，在上海每次救亡游行示威，以及１１月２２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宋庆龄、胡愈之、沈兹九等到苏州高等法院要求“救国入狱”运动。上海文化界、工人、妇女界、职业界救国会，都是统一行动有力地配合。在大的行动中总能看到沈大姐和群众在一起。
“８·１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被派到重庆建立生活书店重庆分店，直到解放后，我从东北来北京开会时，才又见胡愈老和沈大姐。听说他们在“皖南事变”前后，都去南洋新加坡工作。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继续战斗。
１９５２年我调到鞍钢工作后，由于工作岗位不同，见面的机会很少。“四人帮”跨台后，我准备重回出版界工作未成，离休后我参加《邹韬奋》电视剧编剧，以及这次收集胡愈老的资料，才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不幸的是，《胡愈之文集》还没有出版，沈大姐就离开了人世！我们更有责任争取早日实现她老人家的愿望。并且，我们也希望沈大姐一生所发表有关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及建国以后所发表的文稿，也能早日整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并告慰沈大姐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