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刘仰峤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我的父亲刘仰峤
刘茂才
10年前，父亲刘仰峤在长期积劳之后溘然长逝，离开了我们。在沉痛永久的思念中，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闪现于脑际，似乎身体力行仍然在给我难忘的教诲。
1930年，父亲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书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左联”革命活动。此后在50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甘愿献上自己的一切。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他置生命前程于不顾，凭一颗赤胆满腔热血，毅然参加了抗日决死队，戎马倥偬，出生入死，征战沙场。1938年，父亲在任决死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时，得知祖父在忧念中去世，于是请假回去料理后事。谁知回家以后，祖母大放悲声，她只父亲一个独子，说什么也不让回去了。父亲心系革命事业，对祖母也很孝敬，他在祖母面前跪了一天一夜，要求回部队去。祖母还是不答应，父亲跪到半夜就逃走了。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决然选择了报效革命事业。
父亲总是首先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革命要他去干什么，他便乐于干什么。1945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延安组织了一批人员去大别山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父亲主动要求去。后来，父亲曾动情地对我讲到去大别山之前的思想活动以教育我。他说：“我心里明白，到大别山之后，我就可能在那里牺牲，但我到那儿去是为了中国革命早胜利，我牺牲了也是值得的。”临行前，父亲去看望妈妈，妈妈想留他住一宿，他没留；想让他去看小弟弟一眼，但他是感情很重的人，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影响斗志，也没有去。他说：“如果我牺牲的话，你的弟妹们会懂得他的父亲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在战争年代，由于生活艰苦，工作繁重，父亲身体不好，经常吐血，但这一切都压不倒他拚命工作的劲头和锐气。他以身作则，既抓部队，亲自带兵打仗，又管地方的武装斗争，培训了许多干部，工作起来从不嫌苦叫累。解放以后，1950年至1953年，父亲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副秘书长兼西南局工交部副部长、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院长等许多职务，更是不顾辛劳扑在大量新的工作上。父亲思维敏锐，口说手写，自然挥洒，当时《新华日报》的许多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只要有新的精神，他当晚就伏案撰写社论，一个通宵就赶出来，第二天早晨也不休息，又接着工作了。父亲调换的工作单位很多，别人不大愿意去的，他去，从不计较名利地位。1958年，中央加强教育战线，有的领导干部要到中央党校去工作，而外地的武汉大学没人去。父亲不挑不拣，愉快地担任了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以省委书记兼），并从此转到教育战线，做了许多实在的工作。拳拳之心，至死不泯，直至“文革”中横遭冲击，都保持忠诚的操守。
父亲作为知名的高级干部，当过兵，打过仗，工业、农业、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工作都搞过，当他逝世时，只留下一堆书和两箱手稿。这就是父亲的全部“遗产”。他生前十分简朴，直到病故，都睡在一张单人木板床上，铺一张半旧的席子。穿的普普通通，一套出国用的礼服，在接待外宾时才用用，平时都不穿。连理发，从来都自己用剃头刀理，脸上经常是横一条、竖一道的刀印。经常骑自行车去部里上班，或提着网兜趿着拖鞋上市场买菜。不为家属办私事，子女的调动，也从不过问。父亲就这样，恰如一泓清泉，奉献甚多而索取极少。
南下的时候，父亲坐着一辆旧美国吉普车。进城后，随从人员要给他换轿车，他坚决不要，说：“坐车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摆那个排场做什么！”还是坐他那破烂不堪的美国吉普。他一般是不让我们子女坐车的。偶尔，我们坐他的车出去，不够注意，把果皮、瓜子壳往车外丢，他马上吩咐把车停住，要我们下车捡起来，批评我们说：“现在坐车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你们这样乱丢果皮，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又一次，天下着雨，驾驶员开车开快了，把泥水溅到路旁老百姓身上，父亲冒雨走下车来，向老百姓赔礼道歉。此后，司机开车就随时注意防止类似事情了。父亲就是这样严于律己，常常把自己的一举一动，与党的事业、与百姓的情绪联结在一起。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在这方面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
战争年代，父母把我留在山西老家祖母的身边，解放后我才见到父亲。因此，父亲格外疼爱我，严格要求我，培养我。1956年我大学毕业从事铀矿地质工作时期，他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一封信，把一些书籍、社论、文章寄给我看。我开始读《资本论》，学了些片断，就喜滋滋地讲起来。父亲问我：“看懂了没有？”我说：“懂了。”他语重心长地批评我说，他从前在北京参加“左联”时，就给人们讲《资本论》，头头是道，似乎很懂；现在过了二十多年，回过头看，反而像看不懂了，才悟出当初是多么肤浅。不要只是字面学懂，而应该在立场观点上学，不要教条式、简单化地了解，而应深入掌握精神实质。1956年八大召开时，父亲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党的中心工作要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又是搞工交工作，需要从头好好学习。”他是在用他的行动来影响我。父亲学习《资本论》和毛泽东著作，长期坚持不懈。不但阅读，还写批注，写心得，光是《资本论》的学习体会就有五十万字以上。
1980年，父亲因动脉瘤恶化而住进医院。他的病症早在1973年就发现了，但他不愿舍弃工作去看病。1972年他恢复工作后，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营救了多少被整的干部！时间让父亲付出沉重的代价。动脉瘤压迫着肺部，把肋骨都压弯了。住院时，医生护士被他的为人和行动所感，争着为他献血。但这一切都已为时太晚。
父亲，您的品格与风范将永鉴后人，我一定沿着您老人家的足迹扎扎实实地求索，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