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脚印和微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老师的脚印和微笑
李晶
认识邹明老师是从认识他的脚印开始的。一个傍晚，很冷的天，落着白雪花。我从外面回来，进楼看见信箱插着纸条，比卷烟纸稍大些，上面写着两行端正的铅笔字——“请你来我家一下，３门４０５号。小说需要修改。”落款是《文艺》邹明。心欢跳起来，仿佛听到这位主编刚刚敲在门上的当当声。信箱下面有行脚印，遥遥向外面的雪世界伸过去。
我见到邹明时，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有些瘦削，但绝无老态，样子温和文雅，福建口音。他称赞了我的小说，指出要修改的地方。他的爱人牧歌老师在边上小声说：“老邹意见如不妥，小李你照自己想法改。”一周后，送去改稿，一月后，有朋友来：“嘿，《文艺》给你发了头条，倒把老作家的排到二条！”我惶惑，同她上报亭去看，才知是真事。
跟着邹老师那行碎碎的脚印，我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从师生相识到老师今日溘然去世，整整五个年头，老师给我的支持是巨大的。
我模模糊糊知道，邹明老师自１９４９年起，一直协助孙犁办文艺副刊，几十年的编辑生涯艰苦坎坷。反右受牵连，调离报社，下放农村，“文革”又遭批斗——如孙犁在老师去世前一天写的《记邹明》一文所说，“不长的一生，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官运从不亨通”。这些艰辛，邹明老师极少提起，他最热衷的话题总是文学和小说。因为住得近，常会在买菜路上相遇。这时老师就远远站下，等我过去，他手上或攥一把蔬菜，或拎一袋瘦肉，更多时候，是在手心握一只很小的白瓷罐，里面新打了鲜红鲜红的辣糊。总是我话多，他话少，安静听我说，目光很关切。如果这一段没写什么，我就一再扯闲天儿，说形势、家务之类，末了，他还是转到老话题上：“又写什么了？”我就说，“小说太难”。“什么不难呢？”老师问。他从不幽默，提醒我时话既平谈又罗嗦，吸引人的是那种诚挚的焦灼。
被小说搞得有些腻了，我就写评论。又碰上邹老师，劈头一句就很恼：“看了你在外面的几个评论，不要再写啦！”我心里升起抵抗，照直说评论原是老本行，尚很有兴趣。“那个不行。不要想什么都行！还是专心写小说，写得多一点儿、好一点儿！”老师非常急，白白的阳光底下，他的脸孔红着。可我往往掌握不住自己，我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既定前提所掌握，始终不能一门心思只写小说。邹老师渐渐不再恼，见我时只是不断让我抓紧时间，看别林斯基、高尔基，看契诃夫、托尔斯泰。
我见过老师工作。他家几张桌上都撂着稿件，他几乎不写作，每天的日程唯有看稿。看稿相当认真，意见信写得具体直率。他的小书房除了藏书、桌椅，有几盆花草、几只大鱼缸。鱼的品类多，游得安详、美丽。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活得凌乱、盲目，而老师的这种纯净令人羡慕。几十年来，邹老师看了多少稿多少字，这无案可考。但从丁玲到魏巍，从刘绍棠到韩映山，以及众多的新秀，大家都从邹明这里深深知道，什么叫编辑的热情和品格。前年，邹老师和天津的孙犁、万力一起，获得全国老编辑荣誉奖。孙犁说他“除去业务，没有其他野心。”邹老师是凡人，但他绝非庸人。他一生的时间滴滴答答全都撒在他人的稿件上，生命一点点被他人的文字消化掉。他活得毫无热闹可言。都知道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假若一个人几十年间对单调与寂寞从不曾逃避的话，这样的生命该是何等的顽强！
邹老师对稿件相当严格，他最强调小说的语言与文品，他感叹几位挺红的作家寄来的稿子却表现了功底极差的语病，立即退稿。很得罪了一些人。他对性文学大潮十分惊异，“怎么一回事啊！”他的福建口音拉得又高又长，既恼又怪，“男女相爱本是很美很诗意的事情，怎么一定要写成那样呢？”他也退给我几份稿子，说太散太直，有的纯属瞎编。我只觉得老师好像永远的书生气、老古板，有时显得不合时尚。也许，对于他，这是应该保持的。
知道邹老师住院是在众人之后。我难过，老师亦难过。他湿着眼睛说，“做的事情太少啦”，“正想开创刊周年座谈会”……我把和爱人买的一对秋菊放在他床边窗台上。阳光很强，盛开的金黄花朵刚刚淋过水。邹老师笑了，说：“太好了……”仰着的脸上泛出红光。我不相信，老师的肺癌细胞已经扩散。然而，他不是英雄，他轻视一生的坎坷，但没有力量把一切难关全踩过去。那是老师送给我的最后一笑！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就仍以温和文雅的笑容做结。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