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创新与致用——读《陈岱孙文集》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书刊评介

　　探索、创新与致用
——读《陈岱孙文集》
晏智杰
在陈岱孙教授甫届九十高寿、从事学术活动６５年之际，凝结着作者大半个世纪辛勤耕耘主要成果的《陈岱孙文集》出版问世，这是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令人欣喜的大事。
《文集》的上卷以作者１９２７年向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提交并获通过的博士论文作为卷首，还收集了截至１９４７年７月为止散见于京、津、昆、渝等地的各类文章４０余篇；下卷收进了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４０年间的部分著作及文章。两卷总共约９０万字。它像一幅历史长卷，真实地展现了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历程。作为我国老一辈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陈岱孙教授以其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教学艺术而蜚声海内外。他执教６０余载，桃李满天下。人们今天读到这部文集，更可具体而系统地了解这位老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定会有所裨益。
陈岱孙是本世纪同龄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期受到中西文化系统和深厚的教育和熏陶，１９２０年他经清华学堂以公费赴美留学，于１９２６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美国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论点富有说服力，论证严密，是一篇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的实证研究的范文，深获学术界的赞誉和好评。
陈岱孙１９２７年初学成回国，迄今已经历了６０多个春秋。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１９２７—１９５２年）和北京大学（１９５３—至今），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没有离开过讲台。从学术思想发展来看，如《文集》所展现的那样，则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次高潮期，而且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充分显露出陈岱孙教授爱祖国、爱科学和爱教育的崇高品格。
陈岱孙著述的第一个高潮期出现在抗战前后（１９３４—１９４７年），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多半集中在对国内时局、尤其经济形势的分析上。３０年代中期，针对着中国面临沦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危局，陈岱孙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对外“求恳求怜”的亡国政策。他在《我们的经济运命》（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等文中向国人大声疾呼：“我们必须自己有决心、有能力握住我们自己的经济命运”。他清醒地看到，如若不然，中国必将在经济上陷入殖民地经济的“体型”，随之也会丧失国家政治主权。抗战时期，陈岱孙随清华加入西南联大行列，在昆明等地坚持办学期间，发表过许多论文和爱国言论，愤怒声讨日寇侵略行径，积极宣传抗战，并着力从经济建设方面为抗战提出建议和对策。他主张适应战时需要，取计划与统制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他还就战时交通、贸易、税收、金融、币制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发展，陈岱孙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愈益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内战和独裁的真面目。他联署了张奚若等人著名的“十教授的公开信”，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他在这一时期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批评国民党当局横施暴力的倒行逆施，人们从这些文章中不难领悟到，当国民党行将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陈岱孙为什么会作出拒绝南迁，坚守北平，迎接解放这一历史性抉择。
陈岱孙著述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５０年代上半期。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中，陈岱孙目睹祖国的历史巨变，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发生了极大转变和提高。他在繁忙的教学与社会工作之余，积极而认真地从事著述，在不长时间内编纂了近４０万字的《经济学说史讲义》。这部论述西方经济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的教材，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思想成果。遗憾的是，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高潮期出现不久便被迫中断了。特别是在十年“文革”的浩劫期间，使陈岱孙身不由己地陷入困境，他的学术著述活动就此停顿了近２０年之久。
陈岱孙著述的第三高潮期，是在７０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重新走上轨道的时候到来的。这时候，他已届八十高龄了。但他在坚持教学的同时，发表了包括专著、教材和各类文章在内总计不下百万字的著述，成为迄今他的著述活动中收获最丰硕的时期。他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时期占有突出地位。这里有对经济学说发展史中断代史的系统研究——《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这一专著，因其论断精辟、表述凝练、材料新颖、熔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炉而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这里有对某些传统观念的突破，如对法国重农学派奠基人魁奈《经济表》的独到分析，以及对西方经济学中边际主义学说的性质与功能的分析即是例证。这里还有率先提出并予以系统论述的研究课题，如《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等。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陈岱孙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看法，是始终一贯地毫不含糊的。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他就鲜明地提出，“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遇到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陈岱孙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切不可照搬西方模式，或鼓吹“市场万能论”、“通货膨胀无害论”等一类观点。他在文章中呼吁要掌握好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力求避免出现比例失调等全局性问题。他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金融、人口、消费经济等各方面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位老教育家，陈岱孙在身体力行坚持教学同时，对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一贯倡导学生应当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应当将培养“专才”和“通才”统一起来；他认为学生的知识结构（教师也不例外）应像金字塔，而不要像独秀峰；他一贯主张经济学的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提倡求实、探索、创新与百家争鸣的精神；他还主张在加强经济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教育的同时，注意适当加强数学训练和应用性学科建设等。
十年来，陈岱孙教授花费大量心血为许多作者审阅著作或文稿，极为认真地提出商榷意见，从著作主题思想、结构框架到理论观点，等等。其间，他还先后为很多部著作亲自作序，其涉及范围之广，而且言之有物，其思路之新颖，论断之精辟，语言之洗练，相信会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作者学术造诣之深厚，这些序文大都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作品，读后使人深受启发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