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击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部分史学家评析金观涛三本历史著作纪要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回击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
——部分史学家评析金观涛三本历史著作纪要
王和
继去年９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编辑部，联合邀请首都部分史学家批判《河殇》之后，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反对史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最近，他们再次邀请北京、天津、上海、吉林、山东五省、市的部分史学家举行座谈，严肃剖析金观涛的三本历史著作，即《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与会史学家从金观涛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学风等方面，对他这三本书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认真和深刻的评析。
“超稳定结构”、“庸俗系统论”是反唯物史观的认识论
（一）反唯物史观的“超稳定结构”。
与会学者指出：金观涛曾声明，他的研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可是当他以控制论和系统论方法所构筑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体系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时，便否定了这一前提。因为：
第一，他借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关系，来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本来，唯物史观并不否认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同时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语），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而金观涛却说，对社会结构进行整体研究时，“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这表明他不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他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的作用也并非同等看待。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大一统，而形成大一统的原因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亦即由于具有统一信仰和统一的国家学说的儒生组成官僚机构，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这岂不是说，归根到底，儒生和儒家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性质起了决定作用吗？
第二，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金观涛却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依靠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有序状态，但这种调节作用的异化会产生“无组织力量”，而“无组织力量”增长的结果就会导致社会结构趋于无序和瓦解。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是“无组织力量”泛滥的结果。这种周期性的振荡起了消除“无组织力量”的作用，使得社会重新趋于有序和稳定。所谓“无组织力量”是一个可以塞进各种内容的含混不清的概念，金观涛用它的消长来说明社会结构循环往复的瓦解和修复，这实际上否定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
第三，金观涛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这个结论是与他声称要从动态的角度而不是从不变性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张相矛盾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由于种种原因，会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都不会永恒不变。所谓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根本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超稳定系统”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理论。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中，运动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不存在哲学上的超稳定状态。就人类社会而言，运动和不稳定更是它的基本特征。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区别只在运动方式的差异，运动速度的快慢，起步的先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不存在“静态”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超稳定”于“活化石”时代的社会形态。实际上，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是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呈现着明显的阶段性、发展性、渐进性，而不是“超稳定系统”论臆造的凝固社会史。它既非封闭式的圆周循环，也非静止式的僵化不变，而是一种螺旋式的运动势态。具体表现为整个封建制的产生——强盛——衰退的大发展运动与王朝内部盛衰的小发展运动相互交织的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方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有方式，在人类社会运动中有它的代表性、典型性，其间社会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因历史的运动和时代性的特征在量的方面和局部质的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不是周而复始式的王朝体系更迭，而是封建制度的发生、发展和走向衰败的历史辩证过程。这是唯物史观与金观涛“超稳定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分歧。
（二）用庸俗系统论掩盖西方中心论。
有的学者着重评析了《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认为该书的要害之一，便是用庸俗系统论来掩盖西方中心论。金观涛通过《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证明”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在“振荡——修复”机制支配下周而复始地循环和停滞不前的“超稳定结构”；然后，再通过《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证明”了西方社会结构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促进它的结构功能实现前进性转换的机制。这两个“姐妹篇”结合起来，就留下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即中国只有用西方式的社会结构来打破自己的“超稳态结构”才有出路。尽管金观涛声称是在力图“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但实质上却在一系列根本的理论问题上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
（三）从怀疑、曲解唯物史观开始，最终走进唯心主义泥潭。
有些学者根据金观涛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表露的思想观点，剖析了他从怀疑、曲解唯物史观直到全盘否定唯物论的演变过程。他们指出：选择以排斥和否定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的指导作用为使命，使金观涛一开始介入历史研究领域，便相当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错误的理论道路。他在１９８０年第１期《贵阳师范学报》上撰文开始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时，便认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的揭示是“片面的”，对解决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深深的怀疑和曲解。以后就在这条迷误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到１９８５年，当金观涛提出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即用自然科学方法取代社会科学方法时，又进一步提出：哲学不能指导社会历史的研究，最多只能对研究成果做出解释，否则，就会导致结论在先的先验主义。这一观点并非金观涛的创造，而是他所接受的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此后，金观涛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人的哲学》一书中更荒谬地断言：不能离开人的感知来谈事物的性质。“那种独立于我们感觉和意识之外的客体的性质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梦。”按照他的说法：在经典物理学时代，研究的对象不受中介的干扰，故可以承认对象的客观存在。但当科学发展到现代，量子力学以微观世界为对象，不能直接观测，必然要依靠作为中介的高倍电子显微镜及其它设备，而这种中介本身便对观察对象存在干扰。这就使对象必然与研究者相关连，其状态只是在被观测时才存在，因此，存在只能是被感知。
至此，金观涛已经完全否定了实在世界的事物的客观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确实不存在！”由怀疑、曲解唯物史观最终走到否定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就是金观涛十多年来的理论追求。
把“新三论”无条件运用于历史研究是错误的方法论
与会史学家指出：将控制论、系统论与自然科学成果简单地、直接地、无条件地运用于历史研究，是金观涛在方法论上的错误。
有些学者指出：系统论、控制论自本世纪４０年代诞生以后，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理论上仍处于尚未完全成熟的状态。这是因为：第一，系统论、控制论原产生于具体的科学技术部门，随即横向地朝毗邻学科不断扩展，还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整理，做出经典式的说明。第二，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及其应用，并不是西方自然科学家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成果，而是自发地沿着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的。这样在阐述原理和方法时，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难以全面地、唯物地反映辩证法的过程。
有的学者指出：“超稳定性”或“超稳定系统”，最初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一书中提到的众多的概念中的一个非主要概念。它原是在进行“大脑设计”中，为描述被用来模拟那些结构复杂而又能自动保持稳定的一种叫做“稳态机”的特性而使用的。事实表明，这不过是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假说。要使这个假说最终成为科学定律，还有一段相当艰难的实证过程。但金观涛竟无视科学思维的发展规律，把一个远未成熟而尚待验证的假说，当作已经确证的科学真理；把一个限定性极强的自然科学具体研究中的概念，篡改并吹嘘成可以在社会科学中普遍适用的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他的社会结构理论体系。其荒谬是显然易见的。
与会者还着重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他们认为，金观涛用控制论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本身就脱离了历史科学的性质与研究特点。控制论是从系统的“稳定性”出发，来探讨系统生存和延续的条件。历史科学则是以社会的发展运动过程作为前提，研究社会的变化与演进。控制论面对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实体，而历史研究的对象，除了文献及考古资料的遗存之外，已不复存在。二者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条件截然不同。因此，将前者简单地、直接地、无条件地运用于后者，肯定是要失败的。
主观臆造，编构历史的恶劣学风
（一）用自己构想的先验体系随意剪裁历史。
与会学者说：在《兴盛与危机》等书中，金观涛把有统一信仰的儒生阶层的存在当作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人所共知，秦的统一是大一统国家的开端，但这根本不是由具有统一的国家学说信仰的“士”——儒生来实现的。“士”活跃于历史政治舞台是在战国时期，有文士、武士及鸡鸣狗盗之士，流品颇杂。即使文学之士，也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根本谈不到什么统一的国家学说信仰。当时士的信仰是“为知己者死”，即各为其主。秦的统一更不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而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汉初行黄老之治，著名儒生贾谊等并不得志。直到汉宣帝时仍然是“王霸道杂用”。实际上，具有统一信仰的儒生阶层的存在是大一统的结果，而不是大一统的原因。其它如金观涛所说的儒生组成的各级官员不需要事事请示，而是按照统一的国家学说处理日常事物，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和调节，以及农民起义在扫荡“无组织力量”的同时使先进的科技与生产同归于尽的论断，都与事实不符，这表现出他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无知。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金观涛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从客观历史事实中概括和抽象出来的，而是出之他主观臆造，因此他在阐述这个理论体系时，就不能不随意剪裁历史。比如他为了说明“无组织力量”的汇流，认为每个王朝后期的官员都是“非奸即迂”，不堪任用，就近乎信口开河。又如他把社会发展的模式分为静态型、灭绝型、崩溃修复型和结构取代型四种，实际上是把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混为一谈。再如，他在叙述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时，把“忠君”视为儒家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但在谈到儒学传入日本并未成为一体化的工具时，又说日本武士接受的忠君思想不是国家学说，只是一种伦理观念。同是一个“忠君”思想，可以因自己的需要而前后解释不一。
有些学者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的大量史实错误，剖析了金观涛凭想象编构历史的恶劣学风。有的同志指出，该书纵论自罗马帝国直到１９世纪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历史，但中外学者近数十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数以百计的专著，他几乎一本也没有认真读过。书中唯一作为依据而引用的专著，主要限于半个多世纪前问世、因而许多论述已经过时的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中译本，金观涛从其第一章中摘出一些片言只语，再加以曲解，用来支持他的结论。例如汤普逊曾经明确地说，“农业构成了罗马帝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帝国时代，意大利本部已是一个大世袭领地和大地主领地国家”。但金观涛却根据自己的夸大推演，把罗马帝国描绘成一个“数以千计的城市星罗棋布”的“工程技术和商品经济大国”。又如汤普森说，罗马帝国的“好多赋税就是征收所课的实物”，只是在收税官的报告中才折算成货币，而金观涛的结论却是：“罗马帝国对行省的剥削主要是靠多种税收，其主要形式是交纳货币。”诸如此类的曲解很多，不一一例举。
因此，金观涛对罗马帝国的“论证”是建立在他的想象基础上的。他对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论证”，对西欧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的“论证”，也都与实际历史过程根本对不上号的。
（二）对“金观涛现象”与“轰动效应”的反思。
不少学者认为，金观涛的“创新”，无论就学术价值或治学态度来说都是不足取的，这是一个失败的尝试。问题在于，这种毫无价值的失败尝试为什么会长期造成“轰动效应”？在金观涛之后，国内又出现了“三论史学”和“新三论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代表“新史学”发展的趋势，而实际在国际史学发展中并不存在。这种赝品长期被视为珍品并长期得不到纠正是不正常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与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一贯的大气候有关，与没有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着需要革新的问题。此外，从学术风气和治学态度的角度看，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学术上，应当提倡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学风。那种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急于成名成家、急于构筑庞大体系、动不动就宣布解决了“历史深层之谜”、动不动就宣布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等做法，是应当否定的。如果注意到这几点，像“金观涛现象”这种以假充真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情况就可以避免。
有的学者指出，从“金观涛现象”中应该吸取教训，这决不是说今后不需要研究国际史学的发展，探讨史学本身的革新和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相反，这些方面今后还要努力去做。问题是怎样去做，怎样做得更好？归结起来就是一点：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关键是要把两个基本点结合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