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有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昆仑有情
杨功成
在昆仑山脚下，我同汽车团的几位干部和老兵，围坐在高高的白杨树下，点着莫合烟交谈起来。团参谋长第一个打开了话匣子：
“昆仑山，人称‘奉献的山’，这话一点不假。今年有一位内地的采购员，听说阿里的皮毛便宜，便搭乘军车上了山。走到半路，他受不了这份罪，转身又截车回去了。他对司机说：‘我不知道你们汽车兵是怎样在山上生活的’。”
“是呀，狂风，暴雪，饥饿，严寒，还有那令人发怵的高山反应，给高原行车带来多少痛苦啊！全团８０％的人都害上了关节炎和胃病，在山上往返一趟得掉四五斤肉，洗一次头，脸盆里要浮上一层密密的发丝。难怪有些战士发牢骚说，下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决不再上昆仑山。”
“牢骚归牢骚，可每次执行任务却从不含糊。”政治处主任猛吸了一口烟，接上了参谋长的话茬。
“就说指导员老吴吧。上一个月，他的爱人和孩子都得肝炎住进了医院。在出车的准备会上，他说：‘老婆孩子都病了，家里就我一个整劳动力，这次出车我就不去了。’团长说：‘不行，团里刚送走老兵，人员调配不过来，这次只能你去。你是指导员，又是老司机，肩上的担子很重。’
“老吴一听这话，火了，噌地站了起来，说：‘我不能去，家里已经塌了天啦，我是做爹的。’说完，扭身推门走了。当时，我和政委提出晚上找他谈谈，团长摆了摆手，说：‘不用，我了解他。’
“第二天一早，团里几名领导前来为车队送行，果然看见老吴在埋头擦车，那车擦得真亮。我凑上前去问他怎么又想通了，他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这是任务。’”
“我来讲个故事吧。”政治处刘干事听着大家侃侃而谈，有些坐不住了。他是团里的“老宣传”，脑子里装的故事就像吊在树林旁架子上的葡萄，随手可以摘出几串来。
“那天，护士小蔡搭车上山，司机就是那位胡子拉茬的河南老兵。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伙称他‘胡子兵’。车子开上了山，胡子兵叼着莫合烟，歪过头说：‘唱支歌吧，护士同志。早就听说你是昆仑山的歌手。’小蔡打量着他，只见蓬乱的头发，油腻的棉衣，满是伤痕的手，一副颓废的神态。她实在没有兴趣为他献上一支歌。胡子兵说，好吧，不唱，咱们悬崖底下见。说完，方向盘一歪，真的要往悬崖边开。小蔡连忙答应：‘好，我唱，我唱，’她定了定神，低声唱起了《十五的月亮》这首歌。”
“听着，听着，胡子兵忽然变得温顺起来，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别唱了！’于是，这一路，他默默地开着车，只是在半山腰停车救了一辆陷在雪坑里的地方车。”
“从那天起，小蔡同这位河南胡子兵交上了朋友。每次上山，胡子兵都带点果脯、葡萄干。”
“有一天，他又来了，站在小蔡面前，犹豫半天没有说话。临走时才迸出两句：‘想求你一件事，我在老家谈了个对象，因为穷，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我要探家了，想跟你换一身女式军装，给她带回去。’小蔡说：‘当然可以。不过，我的衣服都穿过了，等五一换装时，我用新的和你换吧。’”
“五一过去很长时间了，小蔡精心保存着那一套新军装，可胡子兵总也没有来。”
“那天，她翻开报纸，一下子惊呆了。胡子兵和战友们执行任务回来，开先导车的新司机见刹车不好用，路又滑，不敢开。胡子兵就跟他换着开。越过一个冰大坂下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地方车。路又窄又滑，汽车刹不住。胡子兵为了保护对方的安全，把方向盘向右一打……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晚上，小蔡捧着那身新军装，望着月光下闪闪发光的昆仑山，又唱起了《十五的月亮》，从心底唱给胡子兵的。”
多么悲壮的故事。树底下一阵沉默，好几个人掏出手绢，擦拭着湿润的眼睛。一个维吾尔族老兵站起来说：
“我也来讲一个。你一定想不到，我们写过遗书。那天，我们单车为边防哨卡运送过冬物资，狂风暴雪把卡车堵在冰大坂上了。车上一共三个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没有摆脱困境，仅有的一块拳头般大的牛肉干也吃完了。第三天晚上，指导员说，二位好战友，不是我说晦气话，趁我们还清醒，该写点什么了。我们坐在驾驶室里，每人一张纸，分别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家庭住址和对亲人的嘱托。周助理员一边写，一边掉泪，因为他有老婆孩子。”
“指导员检查了一遍，改了几个错别字，说：‘太简单了，咱们再合写一份吧。’于是，我们边凑边议，又写了一份：
我们是几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普普通通的人，在这海拔４８００米的雪地里，静悄悄地死去，多么平淡，仅仅因为饿和冻。然而我们坚信，我们的死决不因此而降低价值，我们是为边防事业献身的，我们无愧，我们无憾恨。
“我们是清醒地镇静地等待着死的降临。饥寒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不能也不可能夺走我们的意志和精神。风华正茂的生命突然终结，这固然可惜，但我们的灵魂并不是裹着一层灰暗的色彩哀号着离开躯体的，这就是生命本身给我们的优裕报偿。
“车窗外，风雪仍在肆虐地呼号着。我们三个人，静静地把遗书托在手里，很坦然地在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后来呢？”我被这感人的遗书深深打动了，情不自禁地问道。
“后来，我们当然得救了。副团长带着车来营救我们了。他们走得也很不顺利。他们说来晚了，请我们宽恕。我们回答说，没什么，活着就是万幸。周助理员撕毁遗书，朝空中一撒，白白的纸屑顿时化作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地面。”
李参谋长的妻子刚从河南老家来队探亲，这天也参加了我们的座谈。我问她：“这些年，你也受了不少苦头吧。”
她沉思了一会，继而回答：
“没什么，真的。我们才两地分居１７年。前几年，老李的父母相继去世了，他的弟弟要打电报催他回来。我说别打了，电报在咱们中国是急事。他那么远，回来不方便，接到电报心里着急，赶不及回来，又耽误工作，咱们尽最大努力把老人的丧事办好吧。二老的后事处理完了，我给老李写了封长信，让他放心。我还是能克制自己的，就是孩子们总想爸爸。儿子在学校有一篇得奖的作文，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骑在爸爸的脖子上去看花灯，别人家的爸爸都是那样的。”
她平静地讲述着，李参谋长背转身站了起来，仰望着那一排排挺拔俊秀的白杨。当他回过头重新坐下时，我看见他眼眶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妻子，感慨地说：“为了我们的事业，老婆孩子付出了多大代价啊。她们明知作高原汽车兵的家属很难，很苦，可打心眼里情愿。昆仑有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