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线上的奉献之歌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川藏线上的奉献之歌
曾祥荣　常炳文　肖坤友
川藏公路犹如一条凌驾千山万壑的输血线，艰难地从成都绕向拉萨。沿线有海拔５０００米以上高山１４座，冰河数十条，气温最低时可达零下４０摄氏度，比内地平原缺氧３０％。
设立于川藏线上的３０个兵站，服役其间的１０００多位官兵，长年在这“生命禁区”无私地奉献着。
马柯长没能回来看望儿子
雅江兵站副站长马柯长，刚从老家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妻子住地，大站的苏全健政委找他来：“老马，运输车队开始进藏了。你们站长在学习，教导员出差去了，你是不是先回兵站顶几天，然后再回来休假？”
马柯长回答很干脆：“政委，明天我就回去！”
凌晨５点，沉沉夜幕中弥漫着绵绵细雨。马柯长吻了吻正在生病的儿子那发烫的脸蛋，又安慰妻子说，他很快就回来看望她和孩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半小时后，汽车在二郎山下的飞仙关出了事故，马柯长再也没有回到妻儿身边。
把宝贵的生命奉献在川藏线上，岂止一个马柯长！在川藏公路全线，几乎每一块里程碑下都安葬着一个奉献者。然而，兵站的官兵们却从未改变对川藏线的一片痴情。老战士倒下了，新战士补上来；父辈离开了，儿子继承事业。
降央为了“雪山红旗”更红
６０年代初，曾被总后勤部授予“雪山红旗站”称号的１３５兵站，１９８４年３月来了第１３任站长降央。这个藏族后生发誓要让雪山红旗更火红。他凭着那股蛮劲和一颗火热的心，率领全站官兵艰苦奋战，工作成绩一年比一年好。但降央却积劳成疾，患了胰腺癌。
１９８７年１月９日，大站王站长、苏政委赶到医院看望降央，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蠕动着发紫的嘴唇说：“我是兵站人，死了也要躺在雪山上，看着兵站红旗飘扬！”
苏政委含泪回答：“降央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上级给你们兵站和你个人分别记了三等功。”
降央那痛苦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李恒星携家带眷上高原
巴塘大站站长李恒星，在高原忘我拚搏了２３个年头。有次他回到安徽探亲，妻子马桂兰含着眼泪问他能不能早点转业回来。
李恒星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看你和孩子都跟我上高原吧。”他苦口婆心，终于动员妻子上了高原。
然而，来到高原，他们也不能住在一起。妻子在甘孜县城上班，女儿寄读在一个藏族老乡家。他仍住在兵站，彼此相距２３９公里。李恒星每月回家住上一天，这就是川藏兵站人的夫妻团圆。
如李恒星一样，川藏全线有５９名干部把家迁出了热闹繁华的大城市，来到高原扎根。
李中华继承父业创先进
八一兵站原是川藏线上闻名的“红旗兵站”。但是，后来滑坡了。１９８６年８月，组织上把李中华从拉萨市调到八一兵站当站长。他的父亲曾在这个“红旗兵站”任过站长。如今，老站长的后代决心把失去的红旗夺回来。
李中华同教导员杨学斌密切配合，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同时带领全站官兵开荒种菜，发展副业生产，当年就甩掉了落后帽子。从１９８７年以来，平均每年产蔬菜１５万公斤，产苹果５万公斤，还养了猪、鸡、鸭、兔等。这个站３次被川藏兵站部评为先进单位。去年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最近又被成都军区评为基层建设达标单位，李中华也荣立了三等功。
田庚善谢绝调往内地
田庚善在康定兵站度过了２０个春秋，还只是个营级站长。然而，他的兵站炊事班连续８年荣立三等功，他也多次立功受奖。
近几年来，他有５次调往内地工作的机会，都一一谢绝。去年底，兵站部领导考虑到他在高原的时间长，职务低，再次找他谈话，想把他调到内地，一来解决他的职务问题，二来让他换换环境。而田庚善却恳切地说：“如果把我调到内地，再让其他同志上来，我们彼此都要重新熟悉，重新摸索，工作会受到影响。还是让我在高原多干几年吧！”
据统计，在川藏线兵站干部中，有半数的同志谢绝了上级给予的转业或调往内地的照顾，一往情深地爱着高原。
刘国玉六年未下山
军医刘国玉，军龄２１年，入伍以来一直在高原兵站。他拿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去年１２月，站长副站长休假，指导员下山学习，站里工作由他管。在连续几天接待过往车队的任务中，他让来队的爱人守着电话机，负责往返车队的联络，自己领着几个战士从凌晨４点钟一直忙到深夜１２点。
从１９８４年以来，刘国玉已是６年没下山了。因为他是医生，到内地开会、学习、出差，都轮不上他。所以，每当站领导不在位时，他就当起了不是领导的领导。
长期的高原生活，给刘国玉带来了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他一家人分居在３省（区）：父母在河南，爱人在四川，自己在西藏。按说他该想想自己的事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要走”二字。
成都军区兵站部在１９８９年年终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川藏线各兵站全年共有３４人放弃了探亲假；２７人推迟了婚期；有１０个兵站和４８名干部战士荣立三等功，１２７人受到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