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认真做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
李景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有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的出版发展得更快。以英美法日四国的文学作品为例，在１９７９年前的３０年间，这四国的作品约占外国文学出版总数１８％，而到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６年，这个比重已上升至５０％左右。所介绍作品的门类，也从小说、诗歌、剧本、文艺理论等，扩展到纪实文学、传记文学、通俗文学、影视文学以及流派作品等等。加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２０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一批重要的作品相继出版，使改革开放的这１０年间，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象。这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加上前几年出版外国小说有利可图，管理上又有所放松，使得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竞相出版外国小说，尤其是当代西方通俗小说，以至在图书市场上兴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热。这股“热”，从１９８５年以后逐年升温，不仅有些不承担外国文学出版任务的出版社，超越专业分工出版了外国小说，就连有些书店，特别是集体书店和个体书商，也钻了“协作出版”的空子，实际上出版起外国小说来了。这种状况发展到最近一两年尤为突出，其结果，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某些领域，出现了紊乱乃至失控的状态。主要表现在：
（一）不注意选择，出版过多过滥。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受商业化的影响，存在着相当一批故弄玄虚、追求刺激的庸俗低劣之作。因此，在翻译介绍时，认真加以选择，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就规定，必须有外文编辑力量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外国文学。这正是强调注意选择，保证选题质量和翻译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近两三年来，这种选择被忽视了，出现了发展速度太快、出版过滥的现象。
全国出版外国文学的单位，“文革”以前，基本上只有北京、上海两家，直到１９８５年以前也不过１０来家，而现在已增加到４０多家。如果加上全部或部分刊登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那就更多了。再从出版外国文学的种数来看，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９年的３０年间，每年平均出版１７２种；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５年增为４００种；１９８６年跃增为７８４种；１９８７年再增为８６６种；１９８８年已达到９００多种。这就是说，改革开放１０年来，外国文学图书的出版已经翻了几番。这样的速度，显然是太快了，并不可避免的引进了一些平庸的乃至低劣之作。仅举一例。出版一个作家的全集，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至今经过有关专家及出版部门的论证，确定出版其全集的外国作家，也不过高尔基、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为数有限的几个人。可是现在，对某些外国的通俗文学作家，差不多等于出版他们的全集了。譬如前几年出版英国作家克里斯蒂和加拿大籍作家阿瑟·黑利的小说，近几年出版美国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几乎都是国外有一本我们就出一本，显示出我们在出版品种上的某种倾斜。这种倾斜既反映了出版社选材上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同时也表明在出版管理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选题结构失去平衡。外国文学当中，包括了古典的和当代的，严肃的和通俗的，作品和文艺批评等不同的门类。在不同时期，各个门类介绍的规模和数量有所变化，这是正常的，但是近几年来，这种变化之大，使选题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在，当代外国通俗小说的出版，增长幅度过大。据初步统计，通俗文学作品占整个外国文学出版的比重，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５年平均为１５％左右，１９８７年升为３０％，１９８８年大约占了一半，这是指出书品种的比重，如果计算出书册数的比重，则要占到２／３以上。作为这种急速发展的相对后果，那就是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出版的减少。１９８８年１至７月，全国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重印书）只有６０种，占同期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１１％。
（三）重复出版，劣胜优汰。翻译图书本来是允许出版不同译文风格的译本的，但是这几年外国小说重复出版并非出于上述原因，而是由于出版社之间缺乏协调，以致造成选题“撞车”，重复出版。例如，苏联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美国谢尔顿的《假若明天来临》，都有不同书名的７个译本。英国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法国杜拉斯的《情人》，美籍苏联作家纳博科夫的《洛莉塔》等书，也都有４、５个译本。这种现象至今还未得到控制。
因为早征订、先出版的，发行量要比后出版的大得多，于是，为了抢先出版，有的出版社就放松了翻译和印刷质量的把关，结果造成质量差的，其印数反而大大超过质量好的，出现了劣胜优汰这种怪现象。
（四）介绍多，评论少，忽视对读者的正确引导。如前所述，这几年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当代的作品，但对这些作品的评论和引导，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薄弱了。回顾１０年来，在外国文学出版中，曾经不时地兴起一阵阵热潮，什么克里斯蒂热，谢尔顿热，考琳斯热，西村寿行热等等，一个时间内，这些人的作品，其覆盖面是相当广的。通俗文学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应，几乎听不到对这个热那个热给予实事求是评论的声音。这里边有一个脱节，即出版对象与研究对象的脱节。一方面，外国通俗文学的出版在迅速地发展；另一方面，在研究、评论部门却几乎没有人在从事外国通俗文学的研究。
以上列举的这四个方面，说明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在观念、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都有待调整和整顿。最近在“扫黄”中被查禁的色情或夹杂色情内容的读物中，大部分是外国小说。由此更加说明，净化外国文学出版，有着多么迫切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这一要求，除了必须继续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以外，是否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外国文学出版的宏观规划。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及出版部门共同拟定较长期的及近期的外国文学出版规划，并由相应的出版社分工协作承担。对制订出版规划有困难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可否建立会同专家开展选题咨询及论证的制度，力求避免引进中的盲目性。
第二，加强出版行政管理。实践证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有必要适当地集中一点。在整顿出版社的基础上，可否实行“定点生产”，即在一个时期以内，指定若干家条件较成熟的出版社承担出版外国文学的任务。
第三，加强出版界与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横向联系。充分发挥学术界、评论界对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咨询和引导作用。外国文学出版规划中应该包括评论规划。
第四，加强外国文学出版部门自我约束的机制。承担外国文学出版任务的出版社，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提倡顾大局、开展文明的竞争。要组织翻译评奖及评论评奖，表扬好的翻译作品及好的评论文章。还要对编辑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制订自我约束的规范及监督手段，促使我国外国文学出版事业沿着更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