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史亦论话梨园——读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亦史亦论话梨园
——读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
谭宗远
《红毹纪梦诗注》是张伯驹先生晚年的作品，写于１９７４年。时先生年近八旬，且患目疾，勉力成此，聊以自遣。书先交香港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８８年甫由北京宝文堂书店印行，大陆读者始得一观，其时先生辞世已六载矣。
据先生贤婿楼宇栋称引刘海粟的话说：“丛碧词兄（张伯驹字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４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见本书附录《尘劫难移爱国志》）可见先生兴趣之广，学养之深。本书收七言绝句１７７首，每首皆加附注，专记先生平生所观所演之戏曲，杂以评论，兼及掌故，虽是他心胸中涌出的两条河流的一部分，但也足使我们为这河流的深阔而心折了。
作者从７岁开始观剧，花雅两部无所不看，但兴趣似乎主要在花部，即古之乱弹，今之京剧上。对谭鑫培、孙菊仙以降诸多名家的戏，他不仅看过，还多有褒贬。这些褒贬并不因袭成说，而是自成一家，有的批评相当辛辣，不是过来人不能道，是过来人而非心直口快者不敢道。王渔洋诗主神韵，先生看戏也主神韵，他说：“眼前６０余年梦，神韵堪当只五人”，这五人是“昆乱钱金福、杨小楼、余叔岩、程继仙，曲艺刘宝全。”这一断语就很大胆。若换个人也来评定，七颠八倒，不捧出５０人怕也会选出“十佳”来的。这里张先生臧否人物得当与否姑且不论（我是戏曲外行，也不能论），应该称许的是他敢于说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敢于臧否人物的勇气。
先生与余叔岩交厚，３１岁从余学戏，多次与余同台合作，因此书中记余叔岩最多。余叔岩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早年拜谭鑫培为师，但谭不教其戏，他“所能谭戏，皆为偷学，终成谭氏继人。”他喜玩秋虫葫芦，“严冬门外天飞雪，怀内秋虫尚有声。”又爱抽大烟，有人问他何不出国演出，他答曰：“美、法、日、苏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其故，他说：“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然而就是这位余叔岩，却断然拒绝了杜月笙约他到沪上家中唱戏的邀请。杜使人传语威胁他，他严正声明：“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张先生诗以赞之：“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这四件事各表现了余叔岩的一个侧面，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既用功又聪颖、既会玩又风趣、既有恶习又有骨气的完整的余叔岩。余叔岩之外，张先生还记述了其他许多艺术家的轶闻，对载涛、红豆馆主（溥侗）、袁寒云（袁世凯次子）等名票也做了很有感情的勾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７年京剧名角荟萃福全馆，为庆祝先生４０初度和为河南灾民募捐演出义务戏之事。这次演出大轴为《空城计》，张先生、王凤卿、程继仙、余叔岩、杨小楼、陈香云、钱宝森等联袂登台，“极一时之盛，后遍载各戏剧画报，此为乱弹到北京后称为京剧之分水岭。”这段记载看似寻常却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一、前辈艺术家关心民间疾苦，讲究戏德，不乏奉献的精神；二、京剧得名源于此时。关于这点，苏移在《京剧二百年概观》一书中也说京剧“定名为‘京剧’，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与张先生所说时间大体一致，可互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