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整顿中加强银行与财政的相互支持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在治理整顿中加强银行与财政的相互支持
左春台
在治理整顿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币值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便没有人民生活的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古今中外，大都如此。通货膨胀，既有总量失衡的问题，也有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有财政银行这两个宏观控制闸门职能弱化以及相互间措施不配套、关系不协调的问题。这里就上述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当前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要“对症下药”，要分析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
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主要因素，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历史的规律证明：凡是财政有赤字的年份，货币投放都会有不正常的增加，尽管赤字的大小和货币投放的多少并不完全一致。例如，１９７９年赤字１７１亿元，１９８０年赤字１２８亿元，两年合计达２９９亿元，但两年增发货币只有１３４亿元。这里有时间、信用回笼和其他方面的缓冲因素。尽管如此，在财政体制侧重集中，银行只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而不发放或很少发放基本建设贷款的时候，发生通货膨胀，往往主要是由财政赤字造成的。１９８０年以前，建国后的三十年的情况大致如此。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财政资金分散了，相当一部分预算内资金转化为预算外资金或增加了个人收入，同时，银行也不只是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包括发放定额流动资金贷款），而且发放相当数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增发货币与财政赤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只相当于同期增发货币数量的１５．７％。从中只能得出财政赤字只是这期间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主要因素的结论。
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一是财政赤字，二是信用膨胀。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除了财政赤字的因素之外，恐怕主要的是信用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超经济货币发行和非正常派生性存款造成的。
１９８８年信贷资金总额（年末余额）达到１１４８５．３亿元，比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６２．６亿元增长４倍多，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７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１．３倍）、国民收入（增长１．３倍）和财政收入（增长１．２倍）的增长幅度，信贷资金的超过正常速度而迅猛增长，是信用膨胀的表现。
信用膨胀的资金从何而来？除了随着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正常增长的各项存款之外，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二是随之而来的非正常派生性存款。
１９８８年年末的货币流通量比１９７９年增长近７倍。扣除经济增长需要增发的部分，非正常发行占了将近２／３。
何谓非正常派生性存款？银行用非正常发行来支撑过份膨胀的贷款规模，资金贷出后，由于一时买不到相应的物资而又存入银行，银行又把这笔存款视为新的资金来源再贷出去，又会连续产生派生性存款。在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中，１９８８年同１９７９年相比较，城乡储蓄存款增长１２．５倍，企业存款增长５．３倍，其中就包括这种非正常的派生存款的因素。
当然，投放多少票子，回笼多少票子，市场留下多少票子，这不单单取决于银行的主观愿望。我们说这几年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信用膨胀，这绝不意味着责任全在银行，正如过去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其责任不全在财政部门一样。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按比例的反映，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双膨胀”的反映。当然，财政和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近年来，不仅社会生产总投资膨胀，超过了国力，而且资金投向明显不合理。短线的农业、能源、交通以及原材料工业投资不足，依然过短；长线的加工工业投资膨胀，仍然过长。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中，计划内投资不足，计划外投资膨胀。流动资金供应中，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长。这个问题，既是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反映，又是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畸型的一个原因。
财政作为社会主要资金供应部门之一，与上述问题的形成是有关系的。除了对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向监督和纠正不力以外，主要是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急剧下降，并且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下降很多。这样，势必财力分散，未能对建设重点和短线项目给以必要的投入。过去，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几乎全部是由国家预算提供的。１９７９年以来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日趋下降，到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下降到只占２０％左右。这样少的财力和比重，对调整产业结构，是无济于事的。
近几年来，银行向基建和生产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１９８１年以来，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大约增长１１倍，流动资金贷款大约增长２倍。据银行的材料，十年来银行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贷款，超过同一时期定期存款来源的２２％，这部分贷款是依靠短期存款和发票子支持的。“短存长贷”，流动资金被长期投资贷款占用或挪用了，这就是收购农产品打白条子的主要原因。
十年来，银行信贷计划安排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贷款与国家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相比，后者只占前者的３０％左右。而在银行这项信贷计划之外，又在流动资金中被挪用于固定资产贷款的数额也很大，比国家安排的固定资产贷款超过近１倍。计划外贷款项目大多是非重点的加工工业项目，这就使得牵涉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不足，而一些加工工业却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不断膨胀。
近几年来，银行承担了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贷款（这部分资金过去是国家预算按一定比例拨给的），尽管如此，在流动资金贷款中，用于直接生产的贷款比重日益降低，用于商品流通的贷款，包括挂国营牌子搞倒买倒卖的商业性公司的贷款，比重则日益扩大。从不同经济成份分析，用于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比重日益降低，用于集体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贷款比重日益扩大。而且国营企业贷款中真正流向预算内企业的只占６３．７％，其余３６．３％流向预算外企业，包括部分属于“官倒”的公司。
当前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经济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双紧”方针不能放松。目前市场是积压和短缺并存，抑制通货膨胀不能浅尝辄止。治理整顿工作在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同时，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的重要阶段。财政和银行要根据目前的产业政策调整收支和信贷结构。要逐步提高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使国家有必要的财力对国民经济中战略重点和短线项目增加投入。银行也要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资金投入，使国营企业能发挥吞吐商品的“蓄水池”作用，成为国家领导市场的纽带和主导力量。当然，这种增加投入只能是有控制的，有先有后的、有重有轻的、要分期分批地进行。
　　　　财政与银行要相互支持
　　共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要实现财政与银行在进一步治理整顿中的宏观调控任务，必须增强财政和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当前，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减弱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看，由于国家财力的分散，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了，业务范围也扩大了，似乎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增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财政和银行两个部门虽然性质不同，作用不同，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休戚与共、祸福同当的兄弟，不可能一家日子不好过，另一家日子好过；一家能力削弱，另一家能力加强。三年“大跃进”期间，当时表面看是财政日子好过（有结余），银行日子不好过（多发票子），实际上财政日子好过是假的（假结余，真赤字）。改革的十年，表面看是财政日子不好过（有赤字），银行日子较为好过（资金来源多，贷款规模扩大），但实际上，财政连续有赤字，银行连续多发票子，两家都承受不了经济过热的压力，日子都不好过。经验证明，作为国家宏观控制的两个综合部门，财政和银行之间关系要协调，措施要互相配套，互相支持，否则宏观控制是难以搞好的。在进一步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时期，尤其是这样。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应该认真总结。
为了在财政和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的同时，加强互相支持互相协调配合，共同实现宏观调控任务，这里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第一，把编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的制度恢复起来，加强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以及同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
第二，把削弱了的国家计划加强起来。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许多同志都怀念“一五”时期和六十年代三年调整时期，财政与银行通力合用，共同守计划，把口子，加强宏观控制，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的情景。
最后，建议国务院考虑成立由财政、银行和计委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财政金融协调机构，像过去财办和财贸小组那样，经常研究财政、信贷、外汇、债务等方面的问题，并经常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