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上海（之一）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复制链接]

第3版(回忆录·国际)
专栏：

　　宋庆龄在上海（之一）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福利会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宋庆龄怀着喜悦的心情从重庆返回阔别整整８年的她的诞生地——上海。８年来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８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团结。但是，祖国的上空笼罩着阴云，时局正在逆转，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蓄意挑起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再度把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推向生灵涂炭的黑暗深渊。宋庆龄关心着战后的风云变幻，面对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她深为焦虑。
回到上海，她仍置身于逆境中。“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竟然使你难以得到可以安居的房舍，给你的只是一个矮小的房子。……进步的报刊曾经揭露过”〔１〕。甚至当她和邓颖超受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的邀请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将于１０月在纽约召开的国际会议时，也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而未能成行。环境尽管恶劣，但宋庆龄无私无畏，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她坚毅、勇敢、沉着、机智。“她是除了鲁迅以外，中国少有的硬骨头。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有利于解放战争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她没有给蒋介石逮捕和镇压，仅仅由于她对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２〕。在上海的这四年中，她又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促进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发表震惊中外的《声明》
１９４６年，全国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置身于人民之中，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反内战运动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公祭于再烈士，宋庆龄领衔与柳亚子等组成主祭团，她题送了“为民前驱”的横联。当上海各界代表于６月２３日赴南京请愿发生“下关惨案”时，宋庆龄极为关注。７月，昆明又接连发生特务暗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和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的事件，宋庆龄悲愤不已，率先发起组织上海各界隆重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大会，表达了她对反动派的抗议和坚定的原则立场。
１９４６年５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积极开展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邓颖超相继访问宋庆龄。重庆离别，如今重逢，宋庆龄感到欣慰。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内战的烽火越烧越旺，美国更加露骨地支持蒋介石。宋庆龄再也不能沉默了。“现在，我觉得有讲话的必要了”〔３〕。她大义凛然，于７月２３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当前时局的主张——《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揭露美帝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制止内战，要求美国撤走军队，停止援助蒋介石。
这一庄严声明首先在上海报纸上刊出，接着，国内外不少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做了报道。宋庆龄的主张，获得了国内广大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各地各界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和拥护。７月２６日，何香凝、李章达等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致电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要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８月３１日蔡廷锴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表示“完全赞同孙夫人之号召”。７月２７日，当时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市各界群众团体通电拥护宋庆龄的声明。８月９日，延安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致电孙夫人，代表解放区７０００万妇女表示衷心拥护，“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到底”。重庆市工商、文化、学术、文艺、戏剧、新闻、律师、教育各界人士史良、邓初民等１３６人联名于８月１２日向全国同胞发出公开信，响应宋庆龄的声明，“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８月初，重庆妇女联合会致函宋庆龄，内称：“您的国事主张，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呼声。……只有实现您的主张，才能使全中国人民得救”。
在国外，７月２３日，美国共产党率先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撤回一切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８月２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发表谈话，赞扬宋庆龄的声明，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干涉。８月１５日，《纽约时报》特派员李普曼以《孙夫人，中国的良心》的醒目标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宋庆龄的声明。美国一些广播电台的评论家也要求听众洗耳恭听宋庆龄的声明，并指出，在中国没有其他任何女性像宋庆龄这样获得亿万人民的尊敬。之后，美国３５个城市的进步团体发起“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４〕。
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７月２７日也发表社论，指出宋庆龄忠心为国，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她在沉默了５年之后发表的这一历史文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号召。苏联塔斯社从上海发出电讯，指出宋庆龄的意见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意见，能将中国引向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宋庆龄的声明，像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它使国内外人民了解内战的真相，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取得了世界正义人士的支持。这是她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对中国人民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宋庆龄的挚友、曾经是“保盟”中央委员的爱泼斯坦（当时在美国），就曾经说过：“孙中山夫人给美国人民的信中有一句特别引人注目的话。她说，反动派‘打不赢’中国的内战”。历史证明了宋庆龄坚信人民必胜的远见卓识。
　　　　她心里想的是人民
１９４５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不久，宋庆龄决定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后，在一间仅２０多平方米的狭窄房间里，开始了它的工作。在这里，如同“保盟”在香港、重庆一样，宋庆龄继续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声誉和影响，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千方百计，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物资，开展救济福利事业，支援解放战争。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４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谈话，吁请国际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她说：“中国所受到的创伤，还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痊愈，……还需要外国友人进一步的援助”。
为了得到更多的捐款和物资，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有时亲自写信向熟悉的外国朋友和援华团体募捐；有时她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外籍朋友们用她的名义对外募捐。当时取得物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它在战后掌握着最大量的救济物资。可是它把这些救济金和物资的９８％拨给了国民党政府，而解放区只分到２％。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儿童福利站及其它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用于接济贫苦儿童外，其余的便转交给中共地下组织，由他们运送到解放区〔５〕。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中写道：“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它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与新建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合作，向“联总”争取公正的分配，反对盗窃成风的国民党“救济”机构垄断款项和物资的企图，并不断揭露美国政府操纵“联总”，以救济为名支援蒋介石打内战的罪恶事实。
宋庆龄十分注意做“联总”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她曾设家宴，邀请“联总”专管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美国医生鲍锡克参加，席间宋庆龄向他介绍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对送往解放区的药品在数量上应该多些，在质量上还应好些。不少“联总”工作人员通过运送物资到解放区，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实际情况，增强了对我解放区军民的同情。１９４７年４月４日，“联总”中国分署的６０多位高级职员通过决议，向“联总”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按照“联总”的宗旨办事，停止对中国解放区军民的歧视〔６〕。“联总”中国分署的职员、著名的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就曾帮助起草向“联总”和“行总”交涉的文件。白求恩式的“联总”医务官、加拿大夏理逊大夫在运送物资到山东解放区时历尽艰辛，饥寒交迫，以身殉职，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宋庆龄的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宋庆龄在工作中不辞辛劳，办事敏捷，讲究效率。救济物资不来，她写信去催；物资来后，立即提取；提出后，又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重新装箱，然后很快运送出去。她多次到仓库和工作人员一起清点物资。１９４６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上海地下党得知解放区急需药品，在宋庆龄关怀下，通过廖梦醒及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美国友人谭宁邦、德国友人王安娜的帮助，向“联总”申请药品，领到磺胺类药品数十箱及时秘密送到解放区〔７〕。１９４７年解放战争处于转折阶段，在急需大量药品器材的时候，宋庆龄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为解放区送去１５吨医药物资〔８〕。
宋庆龄始终把援助解放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她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计划的四项基本工作中有三项放在解放区：“（一）支援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与医学院工作；（二）支援解放区的边区的１０个托儿所与孤儿院工作；（三）援助贫病作家（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四）支援解放区的实验农场与制药厂工作”。经过两三年的工作，各项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到１９４８年，在８个解放区中，国际和平医院由原来的４所发展为８所。此外，还有好几十个战地巡回医疗队，６所白求恩医科学校和许多短期医科训练班。并继续援助儿童保育福利事业，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就有１０所托儿所、保育院。还直接或间接介绍了许多外国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工作。
在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也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许多文化福利活动，对生活在饥饿、疾病和愚昧中的儿童进行救济工作。宋庆龄热爱儿童，她曾说过：“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儿童代表着未来的建设新中国的一代，千万儿童的命运牵动着她的心，只要她知道哪里的儿童有苦难，她就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间，宋庆龄在劳动人民居住比较集中的上海穷困地区，创办了３所儿童福利站和妇幼保健室，还办了个儿童剧团。在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立了儿童工作组，领导上海地区儿童的救济和教育工作。１９４８年又组织儿童福利委员会，负责筹募捐款和物资。
儿童福利站的设施十分简陋，条件异常艰苦。每个福利站有１—２幢铁皮活动房屋，面积１００多平方米，但设有识字班、图书室和保健室等，免费为儿童服务；并定期把基金会募来的儿童营养品和各种救济物品发放给附近的贫苦儿童。
进行群众性的扫除文盲的活动是儿童福利站突出的工作。宋庆龄十分赞赏陶行知先生在识字教育方面倡导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她热情关怀“小先生”的成长，多次到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并到识字班指导孩子们读书。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３个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有１７０人，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里弄、阁楼、天井、晒台都成了失学孩子们的读书识字的课堂，到识字班学习的儿童近５０００人。
１９４７年４月，又成立了儿童剧团。在那里孩子们既是演员又是学员，他们都是贫苦儿童。宋庆龄说：“这是一个首创的事业”，“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儿童剧团的任务是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通过歌咏、舞蹈与戏剧来教育千千万万的儿童和成人”。中国第一代的儿童戏剧队伍从此建立起来了。
儿童剧团上演的第一出戏是董林肯根据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小说改编的儿童剧《表》。这次演出宣告了儿童剧团的正式成立。演出的所有收入用以免费招待贫苦儿童。宋庆龄为剧本《表》正式出版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儿童剧团又上演了张石流编导的儿童剧《小马戏班》。《表》和《小马戏班》虽然在上海舞台上仅仅是一二朵小火花，却给孩子们以很大鼓舞，到这年底已为上海１５０００名热情的小观众免费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组织了一个救济饥荒的特别委员会。１９４６年曾将义演所得的捐款救济饥荒最严重的湖南省，使该省４个县城的１２００名孤儿的生活得到照顾，４所孤儿院得以继续开办。１９４７年春，通过与美国一个捐款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合作，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为它的中国代表。全国有３０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５０００名孩子，受到了“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使他们得以度过解放前那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救济儿童的同时，宋庆龄还帮助被国民党政府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中国福利基金会专设一项文艺救济基金。中国文协、中国木刻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中国剧社、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等都得到了援助。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冯乃超等代表各自的组织向中国福利基金会表示感谢。由此可见宋庆龄对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业的重视。
宋庆龄心中装着人民，装着儿童。人们不会忘记她的功绩。正如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９〕。
　　　　迎接上海的解放
１９４９年春天，正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夜。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百万雄师正饮马长江北岸，准备南下。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京沪杭布防重兵，准备在上海“背城一战”，并加强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为了战胜黎明前的黑暗，宋庆龄以坚定、鲜明的原则立场，果敢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抉择。
正当南京政权覆灭在即，人民胜利在望之际，社会上谣传，“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党政府中就职”等。宋庆龄得此消息，十分气愤，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亲自签发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声明》说：“孙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切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理总统”上台，继续进行“和平”攻势。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就亲笔致函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并且派人专程来上海，促宋庆龄“命驾莅京”〔１０〕。这件事理所当然地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但是，这将带来极大的危险，宋庆龄随时都可能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去台湾或广州。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切盼她离沪北上。１月１９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电文如下：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电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毛泽东，周恩来”〔１１〕。
这件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报中的。中共中央指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这些话都是周恩来在审改电文时亲自写上的。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宋庆龄的尊重、关怀和深挚感情。
宋庆龄在２月２０日函复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的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治疗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早已开始了，不幸于２３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１２〕。
宋庆龄决定暂时留在上海，为维护她主持的事业和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做出她的努力。她决定收缩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活动，保存力量。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和儿童剧团的孩子们暂时停止了半公开的活动，悄悄地进行着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干部们必要时可隐蔽起来。存放在仓库未运去解放区的３００吨救济物资，也加强了守卫。这些物资上海解放后全部交给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其中仅医药和医疗器材，就可供１００张床位的医院使用一年。
这期间宋庆龄并没有停止公开和合法的活动，继续为贫苦儿童募集基金。
在她领导下，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３日至２９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国产名片精华舞台表演会”，许多著名演员联袂登台献艺。宋庆龄称赞“这次演出是第一次使中国许多天才的艺人为了援助这个城市的贫苦儿童——这个高贵的动机，聚集在一个舞台上”。３月３０日，她会同中英文化协会举行晚餐会，为灾民、儿童募款。４月４日至９日，又举办了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三毛》原作的展览会和“三毛乐园”，进行义卖，募集捐款以救济“三毛”一样的贫穷孩子。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救助战灾难民和儿童，维护社会秩序，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全力投入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联救会”）的工作。“联救会”是１９４９年４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由上海社会公益人士和一些社会救济福利、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成立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由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为总干事。宋庆龄首先表示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存物资交出来供“联救会”使用。中国福利基金会多数工作人员参加了“联救会”的工作。儿童福利站也成了收容儿童的场所。儿童收容站第二站就设在宋家的老宅——陕西北路３６９号。当时在市区开办的儿童收容站或福利站共有１４个，在郊区也设立了１４个工作站，一律附设儿童福利站，开展了救济难民和儿童的工作。
这些活动，对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起了积极作用。
在度过极其艰辛危急的非常时期后，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万民欢腾，迎接解放军进城。５月２８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史良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１３〕。当赵朴初也到宋庆龄住所向她慰问和祝贺时，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小红玫瑰插在赵朴初西装衣领上，她就是这样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激动和欢欣的心情。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的前夕，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宋庆龄在陈毅和邓颖超陪同下，以热情洋溢的诗一般的语言，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更光辉的高峰”〔１４〕。宋庆龄的祝词是发自肺腑的、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的倾吐，是向她热爱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领导者，献出的最热情的颂歌。
６月下旬中共中央委派邓颖超，由廖梦醒陪同，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北平专程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宋庆龄展读毛泽东、周恩来信后，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了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在邓颖超和廖梦醒陪同下，于８月２６日离沪，２８日到达北平。在车站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迎接。
１０月１日开国大典上，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是庄严和欢欣的时刻。“想起许多同志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１５〕，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庆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此后，宋庆龄作为新中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开始走上新的征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人民和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她的力量。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在您诞生９７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加倍地怀念您，向您致以无限的崇敬之意。
〔１〕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宋庆龄纪念集》第７７页。
〔２〕胡愈之：《继承和发展统一战线——深切怀念宋庆龄同志》——《悼念宋庆龄同志资料专集》第１６９页。
〔３〕宋庆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
〔４〕《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大事记》第１８页。
〔５〕张执一：《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６〕〔８〕〔９〕《中国福利会五十年》。
〔７〕曹达：《地下航道》。
〔１０〕《李宗仁致宋庆龄函》影印件。
〔１１〕《周恩来传》第７６８页。
〔１２〕《宋庆龄复函》复印件。
〔１３〕史良：《人民的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
〔１４〕〔１５〕《宋庆龄选集》第１８５页、第２０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