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一条街”到“科技工业园”——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剪影 [复制链接]

第6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从“电子一条街”到“科技工业园”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剪影
５０年代后，一些国家在智力密集区兴办科技工业园，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这样的园区世界上有３００多个，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日本的筑波科学城。１９８８年５月，在中国首都西北郊，一项历史性的创举拉开了序幕……
　　仅有“电子一条街”是不够的
北京中关村地区拥有高等院校５０所，科研院所１３８家，科技人员８万多名，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１０万名以上。建国以来，国家给这一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投资上百亿元，建成了许多第一流的实验室，配备了大量科研仪器和设备。这个地区每年涌现科研成果数千项，其中许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曾感慨地说：像中关村地区这样的高智力密集区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里蕴藏着亟待开发的巨大能量。
确实是世界罕见。大洋彼岸的硅谷其实就是背靠一座在６０年代前还算不上一流学府的斯坦福大学、依托６０００名博士的脑袋扬名全球的。相形之下，我们的中关村绝不逊色，为什么不能同样托起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巍巍大厦呢？
原因在于科技与经济的脱节，许多成果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成果鉴定会往往成了“遗体告别仪式”。
所幸的是，到了７０年代末，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闻风而起、比翼双飞。
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春先率先在中关村办起一家民办科技机构。１９８３年以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逐步成形，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各种议论也纷至沓来。
有人说，这是“倒爷一条街”。１９８５年，一条街上贸易性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８０％。虽然在发展初期贸易具有为科技开发、生产能力的形成积累资金的作用，但是如果一味片面发展贸易，势必会舍本逐末，最终导致新技术产业停滞不前。
有人说，这是“片子一条街”。“片子”是指集成电路片。此话不谬，一条街走过来走过去只见电子信息企业唱独角戏。
还有人说，这是“骗子一条街”。此话未免以偏概全，违背经营道德的蛀虫毕竟是极少数。当然，极少数蛀虫的孳生也暴露出新技术企业及产品的认定、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漏洞。
一条街的横空出世，雄辩地展示着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同时急切地呼唤着体制改革的深化。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在一条街的基础上，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准应运而生。试验区的规模超出一条街的范畴，总面积１００平方公里。比外延扩大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转换也渐露端倪。
试验区技、工、贸的比例开始得到有效调整。在１９８８年的１４亿元总收入中，贸易性收入的比重跌到３２％，而技术性收入占３３．８％，工业生产收入占３４．２％。这表明，试验区的科技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规模生产正在大踏步赶上来。
试验区内开始形成多学科、多门类的新技术企业群，打破了电子一条街单一化的产业结构。一批从事生物工程、新型能源、新型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的企业迅速生长，已与原有的电子信息企业旗鼓相当，二分天下。
在国家基本上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试验区两年总收入３１．８亿元。截至去年底，试验区审查认定和批准新技术企业８５７家；认定高新技术及其产品１９７５项，其中９７项获国际和国家奖，１６２项获部、省、市奖，２５９项获国家专利。高新技术正在从这里向全国扩散。试验区与北京市工业企业的联合迈出了新步伐，区内几个大型的全国性集团公司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产业基地，生产销售服务网络遍及全国。
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业园正在试验区显出巍巍轮廓。
　　世界水准与中国特色
试验区各企业憋了一股劲，要向世界一流的科技工业园看齐。试验区办公室参照世界各国规范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审查认定新技术企业。他们认定新技术企业的主要标准，一是科技人员需占企业人数的４０％以上；二是技术性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２０％以上；三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５０％以上，以及技术开发投入占年总收入的３％以上等。
这里的新技术企业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跻身现代企业的行列。企业的运行机制灵活，被“铁饭碗”、“大锅饭”禁锢的生产要素得以活化，生产潜力得以发挥。
还值得夸耀的是，在试验区１．７万名专职从业人员中，有７０％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５０％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北京西北郊的异军突起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去年６月中旬，美国硅谷—圣何塞市市长来函，表示加强合作交流的意愿。去年１１月，世界科技园区协会第五届年会正式接纳试验区为成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试验区正在走向世界。
然而，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展科技产业的新路。”的确，试验区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科技工业园的地方，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和东方文化色彩。
一年多来，试验区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高技术产品的开发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不同于小农经济，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干起来的，高技术产业需要高投入才能达到一定规模并且很快产生高效益。目前在试验区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达到９６％，对个体、私营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一直暂缓审批。
有人说，试验区众多的民办企业实质上就是私有经济。对此，他们不敢苟同。他们说，从所有制的概念来分析，我国民办企业事实上是区分为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民办个体所有制企业。前者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后者则属于私有制。目前区内民办新技术企业都属于民办集体所有制性质，在税收、分配、人事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政策进行管理的。这里不允许承办人将这些企业等同于个体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和分配，企业的财产不能以任何名义私分到个人。
在资本主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造就大批暴发户。在硅谷北部，就麇集１．５万个百万富翁。在我国，试验区的个人收入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试验区办公室分析，新技术企业人均创利水平较高，端的又是“泥饭碗”，收入适当高些还是合理的。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也是我们今后继续提倡的。但目前要放慢分配增长速度，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工作，与社会上的分配相协调。对那些不正当收入要加以限制，对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据了解，试验区企业留利的绝大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的发展，作为职工奖励的部分也没有分光吃净。以一家个人收入分配较高的公司为例，１９８８年每月人均实得４６０．４８元，但按试验区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每月人均可发１４８３．１６元，实发数占可发数的１／３弱。
在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绝大多数新技术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站稳立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试验区办公室多次召集企业经理会议，传达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明确提出不许上街游行。京海、信通、索太克等公司紧急制定了相应措施，基本稳定住了局面。一些企业领导和职工说得很实在：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更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我们不希望动乱。
　　为政府管理职能的改革探路
去年１１月２７日，在８０年代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展开幕式上，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遇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宋健说：北京地区技术力量雄厚，应该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源地，我完全同意北京市政府关于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政策不变的意见。陈希同表示完全同意宋健的讲话。
两个职能部门不谋而合，试验区的人们吃了定心丸。
从试验区成立之日起，国务院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调动了各方面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也为现有企业增加投入、开发新品添薪加油。新企业、新产品多了，销售额上去了，相应的工商税等也大幅度增加。减税竟然收到了增税的效果。
试验区办公室作为一级政府管理部门，避免了政企不分、职能重叠、管得过死、效率低下等旧体制的弊病。按照精简、高效、廉洁的原则，试验区办公室只设一室、两部、三所，即战略发展研究室，企业管理发展部、行政联络部，工商所、财政审计所和税务所。６０多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上至办公室主任下至普通干部全都签订了３年的聘任合同，不坐铁交椅。办公室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而把管理的重点放在对新技术企业及其技术、产品的认定，对试验区建设和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有关政策法规，加强对企业财务的审计监督和税收征管。
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在试验区，各种中介机构比较活跃，对企业的宏观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为解决新技术企业进出口业务问题，先后成立了吉祥进出口公司和东星技术进出口公司。为解决生产、经营场所问题，开办了房地产调剂交易市场。至于专利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人才交流市场等，解决了大量政府不好管或管不了而企业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政府机构和管理职能的改革，试验区已由“电子一条街”时期自发的发展走上了自觉的、规范化发展的道路。这种改革尝试，其意义也许超出了试验区的范畴。
历史发展到今天，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制高点。胡昭广在试验区１９９０年工作会议上说：“试验区处于改革的前沿，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风险也随时在伴随着我们。试验区将在９０年代为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振兴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了这种清醒的角色意识，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科技工业园的群芳荟萃中会添上一枝奇葩——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附图片）
坐落在试验区内的北京第一家以技术入股的中日合资企业索太克公司，去年总产值达1.9亿元，人均创产值112万元，人均创利6万元，创造了北京市生产性合资企业人均效益的最高纪录。图为该公司的MS—2401文字处理机生产线。　张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