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
王占军　岳民英
近十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陆续问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引人瞩目。北京出版社最近先期出版八卷本中的第六、七卷，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七卷（宋一秀、孙克信、苏厚重任分卷主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传入中国到党的十三大，时间跨度近７０年，研究范围涉及这期间的每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重要的哲学思想。两卷论著的理论阐述和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论著的作者都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在科研第一线的理论工作者，各自对某些专题有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因此，论著比较全面地反映和总结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新的开拓和研究。譬如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作者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对他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也给予充分的重视。论著运用丰富的史料，阐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不同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客观评价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功绩，对于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人和一些哲学团体的学术活动也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将这些成果与毛泽东的哲学成果相互联系、相互参照，充分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两卷论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阐述，体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精神，是以这一决议为起点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论著的作者以极大的努力研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在这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进行了再认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作了新探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了新论证，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思，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方面，都有新的哲学建树，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作者通过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勾勒出新时期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论证系统，重点突出，在理论上的概括也是比较准确的。由这十年历史的亲身经历者来研究这段历史，自有其一定的困难，因为还没有经过历史实践的充分考察，但是，亲历者的研究也有后人不可企及的优势，这就是由直接体验引发的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生动而深刻的把握。论著的作者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书中紧密联系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和思想领域重大斗争进行的一系列论述，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实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理论上的说服力。
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研究。如同任何客观事物一样，这一历史过程同样存在着起伏和曲折。作者客观地揭示了这种曲折性。且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种长时间的全局性失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几十年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以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为例，从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在哲学上形成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随后的几十年间，有《矛盾论》、《实践论》等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全面的哲学论述，有６０年代为纠正工作指导上的失误，重提实事求是，有“文化大革命”对实事求是的全面背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得以重新确立。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处理上，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辩证法思想的运用上，都不是径情直遂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走过的这一曲折道路的揭示，突出地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能做到无产阶级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写出一部“信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虽然历尽艰难，但终究取得胜利。每当中国革命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共产党人一旦掌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就能够从被动转入主动，把握方向，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两卷论著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是开拓性的，难免存在不足和有待深入之处。论著中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的研究失之简略；对十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取得的研究成果反映得还不够广泛和充分；论著中各章所作的“简短的结论”，有的没能提炼升华到“结论”的高度，只是本章内容的简单概括。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同样是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期望作者的这一深化过程能够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