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宣扬了什么？——评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综合)
专栏：

　　他们宣扬了什么？
　——评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
陈延
去年４月，当北京政治风波即起之际，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猛醒的时刻》一书，它是由胡绩伟主编，于浩成、王若水、李洪林为副主编的《民主研究丛书》之一。丛书出版之前，主编人著文宣称：“创立民主理论，推进民主政治，是我们多年的宿愿。”（见《世界经济导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２日）主编在答记者问时又说：“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民主补课，补７０年前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课，以期达成全民族普遍、深入的民主共识。”（见《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８日）《猛醒的时刻》正是为要实现他们的这一“宿愿”而乘时推出的。此书副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包括丛书主编、副主编在内的２０位作者２０篇文章，作者不同，内容不一，不宜看作个人系统著述；但若逐篇评论，那就远远不是一篇书评的任务。这里仅就书中几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略作评述。
“新启蒙者”的“历史使命”
近几年来，“新启蒙”的呼喊声是很响亮的。他们究竟要向中国人民启蒙什么呢？他们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呢？这在《猛醒的时刻》中说得很清楚。主编胡绩伟在《〈民主研究丛书〉缘起》中开宗明义地说：“改革开放的现实急迫地呼唤民主理论的尽快诞生，民主实践的大步推进。”这话写于１９８８年９月，显然是他们对中国当前形势的描述和呼唤。但使人们奇怪的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近７０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今天的中国，民主理论还没有诞生，民主实践还没有前进，还有待于他们这些“理论家”去“创立”和“推进”。这能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吗？直到今天，他们还要像生活在五四运动期间封建专制时代的“民主斗士”那样，“急迫地呼唤”民主，“呼唤”要把７０年前五四运动未完成的课补上。曾经历过这７０年历史时期的人们，看到胡主编的这种描述与呼唤，真不知这段历史怎么会成了空白！至于一些缺少历史知识的青年，那就可能被引到莫名其妙的泥潭里去了。
丛书副主编之一王若水是“新启蒙”的积极倡导者，他所规定的“新启蒙”的任务，就是今天的中国要反对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继续执行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胡绩伟说的补五四运动未完成的课。如果说，他们这种“补五四运动的课”的说法还不完全透底的话，那么，另一位“理论家”阮铭则毫不遮掩了。他在《论新启蒙》中说，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使命”，“不是因为新的‘断裂’了旧的，而是新的敌不过旧的，被旧的吞噬或同化了。”他竟然认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故乡出现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斯大林主义。何况封建中世纪历时最长，专制制度发展最完备的中国？”这些话并不陌生，似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的共同语言，有的人就把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称为“人类三大祸害”！阮铭当然不甘落后，他本来就是靠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闻名的。他公然提出“马克思主义封建化”论，且听他对中国现实的概括：“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吃掉’马克思，专制主义‘吃掉’民主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逐渐向教条主义民粹主义异化的必然结果。”像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是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语言，在《猛醒的时刻》中可以说达到了猖狂的程度。不过，这同时也把所谓要“补五四运动课”的“新启蒙者”的真实面目，他们要反对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了。
胡绩伟所说的“创立民主理论，推进民主政治”的目的，让阮铭一下子就向读者和盘托出了。阮铭明确宣布：新启蒙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根本改造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和盘根错节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文化力量。”很清楚，他们所谓的“执行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反对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是要在中国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实，这有什么新鲜！十多年前曾经出现过的“西单墙”，不就是这种调子吗？当时就不是什么新发明，不过是中外敌对社会主义中国声音的复合而已。阮铭的文字加工，也不过是又一次翻版，又一次复合而已。这就是他们要向全国人民进行的“新启蒙”，也是他们要创立的“民主理论”的核心。有谁看透了他们这一套“民主理论”，不同意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谁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僵化思想。这不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最鲜明的表现吗！
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我国的宪法中也明确写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遵守党章，公民遵守宪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可是，在《猛醒的时刻》中，一些“创立民主理论”的“理论家”们对此却大加反对。那个曾经当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的苏绍智，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判定：“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因此，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地落后于实践，甚至无力向前发展，导致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过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要进行自我批判性的审查。非此不足以革新和发展。”一句话，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早就僵硬化了，教条化了，过时了，不行了。这样，还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岂不是天大的嘲弄吗？苏绍智从国外搬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权力（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三位一体”的公式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处于一种‘官学’的特殊优越地位”。丛书的另一副主编李洪林，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嘲讽为“传统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君临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地位。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还具有排他的性质”。他还把“统一思想”直接说成是“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传统。诸如此类的言论，真是彼呼此应，竞响嗓门，他们共唱的是一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行曲。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他们的西方民主传统，和者寡，反者众，因为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体会到祖国的独立自强给他们带来的温暖和光荣。对那种说马克思主义为“官学”的人，对那种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的人，用不着什么高深的文化水平，就能够辨认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公然袭击。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必然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种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言行，只能引起中国人民的厌恶和愤怒。
“听话，不听话”
在“民主理论”的“创立”中，“新闻自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中当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年来，他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讲话，如“人民性高于党性”，把党性同人民性对立起来，就是他的一个著名论点。在《猛醒的时刻》中，他从“回忆党报改革探索的一段历史”中，又提出了一个“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他说他原来是比较“听话”的，因此党有错误他也犯错误。到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真正猛醒过来”了，于是对当时中央分管宣传的错误领导进行了“不听话的种种探索”，最后“证明这些探索是成功的”，“终于得到肯定”。胡绩伟从当时党中央的个别领导人在一段时期内有“两个凡是”的错误的特殊事例上，得出了党报和党的领导关系上的一条普遍规律：“听话”就要犯错误，“不听话”就不犯错误，那么结论只能是：党报要改革，就要摆脱和取消党对党报的领导，这样党报才能“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工作”，才能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就是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报工作的十年总结，也就是他“创立”的“民主理论”。再看看他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对一批企业家的讲话。他说，将来在我国一定会出现一些企业家兼政治家，或者影响政治家的优秀企业家办的“不同于现在党办、机关办和团体办的报纸”。“那种完全按照领导意图办的，那种解释政策、宣传政策、贯彻领导意图的报纸……只能变成奉送给党员、发给党的机关的一种不要钱的宣传品的报纸。”（见《企业报论文集》）这就进一步点出，在他的心目中，不仅党报要摆脱党的领导，不再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且党报都可以取消，作为宣传品散发散发就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连宣传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自由都没有了！胡绩伟所要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个凡是”
《猛醒的时刻》的副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但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伟大转折作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只是一笔带过，而主要的是对１９７９年１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纪念”。有篇颇为主编看重的马沛文写的长达４０页的专文：《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回顾十年前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大肆宣扬他们的“理论大突破”。作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理论工作务虚会并列，如文章开头就说：“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党路线的大转折，那么，务虚会就标志着理论上的大突破。”文章还专列一节：《对务虚会的评价》，其中写道：“对务虚会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评价得高，还是评价得低，实质上是考验思想解放还是思想僵化、半僵化的试金石。”似乎，他们就代表了整个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而且要把它评价成十年来我党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志，不这样，就是思想僵化、半僵化。实际是要在他们“理论大突破”的指引下，按照他们的主张来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
其实，理论工作务虚会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开始到同年４月初结束，除中间春节休息外，历时近三个月。会议大体上分两段开，前段由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各部门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１６０多人参加。此文说的主要是这一段。第二段用党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理论宣传部门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胡耀邦同志在会议开始时作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得很清楚：“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会的方法，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因此会议主要是大家各抒己见，发表各自的看法。会议既没有作出什么决议，也没有对任何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统一意见。那么，作者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大谈“理论大突破”、“对务虚会的评价”等等，为什么呢？这是有他的明显针对性的。他的文章是专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但却没有一句话谈到邓小平同志就在这个会议的后一阶段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全体与会者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的讨论。谁都知道，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我们党大力批判林彪、“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一股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西单墙”为代表的这股思潮，在务虚会的会内会外都有强烈反映。因此，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务虚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详尽精辟的论述，并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会议的简报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而包括上述文章作者在内的极少数人当时却强调说：思想很不解放，僵化半僵化的“左”的破坏是第一位的，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它的危险性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还说：“小平同志讲话中对前段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估价低了一点。”从这里可以懂得，他们为什么要专门谈论对“务虚会的评价”，也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从当时起，就不同意邓小平同志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而在十年后的这篇文章中，作者对邓小平同志这次讲话采取了攻击嘲弄的态度，竟然狂妄质问：“如果说，我们党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那就只能是‘两个凡是’万岁，继续坚持好了，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个大转折呢？这一大转折，不就转到离开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向上去了吗？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转折以后，才是真正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话，怎么能说转折之前也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呢？”这简直是荒唐的逻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于坚持“两个凡是”！不过，这除了说明他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以上是我们读了《猛醒的时刻》后，对其中一些文章所提出的突出问题的笔记，远非全部，更无深论。但仅此一斑，思想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是触目惊心。我们记得，１９８７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刚刚开始，即被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予以逆转。关心中国命运的同志为此焦虑不安，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深表庆幸。他们就在隔了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９年的春天出版了《猛醒的时刻》。在书中他们公开宣称，１９８７年的春天，“如果这次教条主义得逞，将是又一次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全国人民的大灾难。人民不能容忍这种大倒退大灾难的重现了。”他们这种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经验总结，确实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正面的深刻教训：十年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几起几落，使包括《猛醒的时刻》中一些文章在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积累多年的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导致了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可以说，这多半是他们“创办民主理论，推进民主政治”的结果吧。方励之、李淑娴的“民主沙龙”，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严家其当了一天校长的“民主大学”，于浩成、李洪林、戴晴等人的“民主演说”，吾尔开希、王丹之流的吼叫，以及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奉胡绩伟之命让人大常委们的签名，真是一场民不安宁、国不安宁的重大灾难。今天，放眼世界，感慨万千，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创立所谓民主理论，推进所谓民主政治所起的恶劣影响了。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得逞，将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全国人民的大灾难。我国人民不能容忍这种大倒退大灾难的出现，就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散布以至泛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长期的不懈的斗争。
　　　　　　　　　　　（原载《求是》杂志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