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大梁的铁肩膀——记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 [复制链接]

第8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编后

　　扛大梁的铁肩膀
——记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
杨飏　阮晓浒
８０年代，世界造船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时期。然而，就在这时，大连造船厂工人叩响了世界市场的大门。
１０年，大连造船厂创下了两个纪录：
——建造船舶总吨位１１８万吨，超过前３０年的总和；
——已交工出口船６３万吨，占新中国出口船舶总吨位的近１／３。
１９８９年，船厂超产两艘大型船舶，连创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等５项历史最高纪录。
当我们透过这些鼓舞人心的数字去探求原委时，真切感受到的是人的力量，在那些叩响世界大门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党员、干部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看到了扛社会主义大厦大梁的铁肩膀。
船厂干部说——
我们是“土八路”指挥“现代化战争”
船厂干部们有许多“雅号”：“土八路”、“三七干部”……每个“雅号”都有一段故事——
在初来乍到的客人面前说他是“厂长王有为”时，常令对方十分惊讶。他实在不像个在谈判桌前能用德、俄、英、日四国语言的现代化企业厂长，倒像个６０年代的工段长。
１９８５年８月，王有为和党委书记李少丹上任时，正值国际航运业萧条。４条已造好的出口船因外国船东破产而弃船。国际上船价暴跌，国内原料价格暴涨，经济效益大滑坡。虽然当年实现产值３亿多元，而利润只有７８万元。船台上６．９万吨成品油轮和１１．５万吨穿梭油轮已到关键时刻，一旦误了工期，就会被罚款或弃船。当时船厂人均月工资只有６７元，几乎发不出奖金。靠什么战胜困难完成任务？干部们找到了一个似乎已被社会遗忘了的传统法宝——干部带头，艰苦奋斗。厂长王有为第一个把行李卷扛到了厂里，从数九隆冬到转过年春暖花开，一呆就是半年。中层干部们的日历上也取消了公休日，淡化了８小时的概念。每天的生产调度会就定在２１点开。有一次情况紧急，拖到午夜才召集，中层干部们齐刷刷的。指挥员们在船台上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干部，从衣着上谁也无法把他们分辨开。
干部不仅仅是指挥员，还是生产的突击队员。建造６．９万吨成品油轮时，舱室打磨十分艰苦。由于劳力紧张，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施工缓慢。国外验船师担心不能如期交船。这时，３００多名干部组成的十几支打磨队上岗了。他们轮番奋战４个月，承担了７０％的打磨任务。国外验船师感到莫名其妙，一再打听“这支最好的打磨队”是从哪里调来的。当听说是工厂干部组成的时，他惊讶得连称“ＯＫ”。
这样的事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我们仅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个粗略的统计：１９８６年以来，船厂党政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３４００余次，共达１３万个工日。干部们有句话敢叫硬：“船厂没有不参加劳动的干部。”
干部队伍还是一支服务队。夏日炎炎，干部们每天两次把清凉饮料送到在４０多度高温的舱底。有的科室干部还自己掏腰包为一线工人买水果、买雪糕。寒冬腊月，干部们为工人熬骨头汤。半夜里，工人捧着大碗热汤喊：“骨头汤，暖心窝，战船台，就是我。”
不过，船厂的干部们有一项是拉在后面的。这就是奖金。职位越高，奖金越低。很长一段时间，工厂的中层和机关干部们每月只有７元钱奖金，是一线工人平均奖金的１／１０。也远远低于二线工人。“三七干部”就是这么来的：早７点上班，晚７点下班，拿７元钱奖金。书记李少丹和厂长王有为则更少，每月只拿５元钱奖金。这５元钱一直拿到船厂走出困境的１９８８年。至今全厂奖金收入普遍提高了，可这个“金字塔式”的奖金分配模式仍没有变。
有人说，这不合理。船厂干部却说，这符合厂情、国情，符合党的优良传统。
船厂共产党员说——
咱不吃苦谁吃苦，咱不吃亏谁吃亏
１９８８年，船厂党委在党员中展开了一场“商品经济下的党员形象”的讨论。说来议去，党员们总结的还是那句话：吃苦在前，吃亏在前。谁让咱是党员呢！
管装车间三工段电焊班长刘景原说：“不干出个样来，人家不说你张三李四，而是说你党员如何如何。要说党员和群众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关键口党员要冲得上。”一次，有根近一米口径的紫铜管要修理，可铜管皮太厚，气焊工这边烧，那边裂，大伙没辙了。这时搞电焊的刘景原来管“闲事”了。他找了块石棉布把自己包起来，钻进了管子。外面气焊把管子烤成暗红色，他在里面用氩弧焊烧。烟雾排不出去，连气都喘不匀，但他一直坚持干。等焊完，大家把他拽出来，他就像刚从洗澡池里捞出来似的。为这，厂里奖了他８０元，他一分没留，全给班里当了班费。
船厂的党员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肯吃亏。共产党员颜杰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船舶监造技师。１９８５年末他到了退休年龄，外地一家公司聘请他担任技术顾问，月薪４００元，外加四室一厅的住房。可船厂的工作也需要他，挽留他担任１１．５万吨出口油轮的监造师。当时正是船厂最困难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在自动遥控部位检测交验的关键时刻，他的左手拇指被挤伤了。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小心地为他处理外伤，他等不急，竟一把扯下了手上的伤皮，还一个劲催：“快！快！”经检查是开放性骨折，需住院治疗。他急了，再三恳求出院疗伤。医生勉强同意了，但告诫必须回家休息。可在回家路上，他又“疏通”司机，让把他送回了船台。就这样，他带着伤坚持工作，直到交船。
一次，厂党委宣传部部长曲冬魁下班到一艘正在建造中的船上查看，见一名青年工人守在４０多度的机舱里排放热气，便问：“这么晚了还守在这，你是干部还是班长？”青年工人摇了摇头说：“我是党员。”
在搜集党员事迹的采访中，我们碰到过一位车间领导，他为难地挠头说：“你说党员先进事迹？到处是，都习惯了，觉得党员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干，谁让你是个党员呢！”
难怪有人说：“只要党员队伍不散，船厂就有希望。”
船厂工人说——
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曾几何时，走在大连街头，只要说是“造船的”，似乎腰杆都比别人直。可到了８０年代，突然间一落千丈，船厂成了全市的“贫困户”。
走！机装车间副机班工人林德起就是这么想的。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非在这出力不挣钱的地方干。他托关系想调走，手续就要办好了，可这“一步之遥”却没有迈出去。他说不清自己眷恋着什么，反正他没走，整天仍抡着十几公斤重的大锤，和船厂一起苦苦“撑”过来了。４０多岁的人，直到去年才分了一间房，１１平方米。说没牢骚那是假的，可他还是说：“这辈子算交给船厂了。”
是什么联结着林德起和船厂？仅仅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恋情吗？不！是主人翁对企业的爱恋。在船厂最困难的日子里，煅造分厂的工人就对厂领导说：“把困难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吧，我们会想办法克服它。”他们首先发起了“船厂有困难，我们怎么办？”的讨论。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主人翁不是挂在嘴皮上的。已寻不出是哪位工人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我们从机装车间主任张丕财在建造１１．５万吨船时的日记里摘下这样一段话：“好同志，我有责任向上级汇报你们的事迹，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戚本生带病工作十几天，高烧烧成肺炎，今天医生要他去住院，他临走时还请我原谅。我含着眼泪说：‘本生啊！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是我没尽到责任，让你的病发展到肺炎。’刘作发刚刚出院，可每天一边扎针，一边坚持工作。孙红东的孩子病了，他把孩子送到母亲家，又回来了……”就这样，他们在外商限定弃船期前３小时４５分，保质保量地签交了这艘标志着我国造船水平跃上新台阶的轮船。
这段艰苦的日子已被记入了历史，但船厂工人为国分忧、为厂解难的主人翁的事迹还在继续……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８万吨出口油轮在海上试航时，因外国服务商操作有误，液压系统４０多个法兰盘被顶漏，甲板上、船舱里四处漏油，大船抛锚在海上。管装车间工人听到消息，连夜乘拖轮出海，顶着８级大风，登上了大船。风高浪急，甲板上站不住人，他们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甲板上作业。第二天一早，那位服务商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故障都已排除，竟以为上帝派来了“神兵天将”。
——今年正月初三，天寒地冻，大雪封路。许多公交车被迫停驶。修船分厂党委书记张锡筵想，抢修苏联“元帅”号的加班职工怕是来不成了。可当他８点钟赶到工厂时，只见１８０多名加班职工几乎都到齐了。他了解到，有的工人骑车摔破了裤子，有的自己掏腰包乘出租车，有的在风雪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船厂的职工们还在不停地书写着船厂的故事，也许会永远写下去，因为在船厂人身上熔铸着一种高尚的素质和品格。他们用坚挺的脊梁，挑着振兴中国工业的重任。这不正是中国经济的希望之光吗？　　　　　　　　　　　　　　　　　　　　
读完这篇感人至深的通讯，人们会由衷地称赞：这支队伍是好样的！
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照此观点，无法解释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的表现。因为论工作条件之艰苦，在工业诸行业中，造船业是数得上的；而论收入，就数不上了。在这种条件下，大连造船厂的工人表现出很高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从何而来呢？
作为现代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大连造船厂的干部们在率领企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不仅运用了科学管理、技术进步等现代化武器，还运用了一个法宝：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以此来号召群众，团结群众。他们认定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做符合厂情、国情，符合党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大连造船厂干部们的行动打动了工人们的心，激励起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和信心，心甘情愿地为了造船事业的发展而艰苦奋斗。
在这一方面，大连造船厂这个团结而充满活力的集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