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父老已铭记［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中原父老已铭记［报告文学］
王英琦
深秋了。田野上的庄稼丹朱明黄，若彩若艳。我好像来到江南稻花溢香的水乡，仿佛走进北国五谷丰登的沃野……
但知觉明明白白地在提醒我，我的双脚此刻正踏在昨日的黄泛区，昨日的那“一代忠臣”焦裕禄壮志未酬身先瘁的土地上。
这曾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呵！
问问蛰伏在它身旁的那条千古长流的黄河吧——这是你么，我的祖国版图上曾历经劫难的中原大地？
一
在中原大地，在黄泛区，在曾经多灾多难的封丘县（比著名的兰考还苦），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科学院，提起土壤队。人们动情地向我讲叙着、历数着一群在风沙盐碱地上跌打滚爬了３０多年的农业功臣们的丰功伟绩。
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
这是他们么？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个黝黑的面庞。浑身的泥土味和风霜气，使他们看上去同当地农民毫无二致，平凡得就像秋天田野上的红高粱。
在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研究站，矮矮黑黑的研究站站长傅积平，拿出一篓在他们的试验田里种出的苹果请我尝尝，我咬了一口，鲜甜鲜甜，甜透了心……
而这，正是昔日那片兔子不拉屎耗子不打洞的盐碱地上长出来的果实！
我的采访，就从这儿开始。
二
历史的车轮倒转３３年。
公元１９５６年秋。一阵沉重的卡车轮胎声碾碎了千里盐碱地的古寂。
热血沸腾地，从车上跳下来一群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是受命于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提前半年从全国农学院毕业的１００名大学生。他们组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黄河中下游灌区土壤调查队。
傅积平就是这１００个人中的一位。
然而，年轻的傅积平们断不曾料到迎接他们的竟是这般酷厉的情景：
硕大无边的盐碱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刺人的白光，除了几根悲壮的红荆条在凛冽的秋风中做最后的挣扎外，再没有生物，没有生命，有的只是史前期般的蛮荒和死寂。
热血，凝固了。几位年轻的姑娘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比这更惨的还有当地人民。
按说解放已好几年了，可是从盐碱上取食的人民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牲口饿死了，女人们饿得不生育，男人们饿得干不动活。当时政府救济这里每人每月１２斤粗粮。
傅积平永生难忘这样悲惨的一幕：
那年冬天，他去老乡家找水喝。进屋后愣住了。老乡家一家人正饿肚子，围坐在麦秸堆里冻得瑟瑟发抖。旁边一只破瓢，用线补了又补……
辛酸的泪，止不住从他男子汉的眼中扑籁籁而下。也正是从这时起，傅积平发誓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盐碱地，献给盐碱地上苦难的人民。
这一干就是３３年。
３３年中，他扑下身子和同志们及当地老乡，采用井灌井排、放淤压碱、合理施肥等综合措施，硬是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把昔日“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盐碱窝，变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米粮乡。
仅以封丘县为例，１９６３年全县的粮食总产才６４７９万斤，人均占有粮不足１８５斤。而到１９８７年，粮食总产已达５７１７６万斤，人均占有粮１０１４斤。
亩产过千斤，在这里早不是神话，人均年收入达８００元更不是天方夜谭。
中原父老富了。傅积平欣慰地笑了——他实现了自己的初衷，他没有愧对中原父老。但他却从一个毛头小伙儿，变成了一个华发早生的小老头，而且落下了一身的病：声带息肉、腰椎病、纤维瘤……就在我采访当儿，傅积平的爱人来了长途电话。他们小儿子的工作问题至今尚无着落，希望傅积平能抽空回去一次。傅积平疚然地对我说：“我长年在外，从来不管孩子们的事。小儿子大学没考上，成了无业游民……”
“那你快回去吧。”我忙催他。
“不行呵，眼下正忙，我脱不开身。”他看我一眼，突然异样地笑了笑，接着说：“不瞒您说，中秋节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可是每年这个日子，我和爱人却总是天各一方遥相望，只能在心底里默默祈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现代牛郎织女啊，何时才有你的团圆日？
三
较之于当今那些过度物化了的女性，眼前的这位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著名的盐碱土专家俞仁培，似乎显得太“土”气了些，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时髦味。
柔和的灯光倾泻在她的脸上，她平静地诉说自己有如诉说别人。只是在偶尔抿成直线的嘴角上，透出一丝女性的聪慧和倔犟。
“５０年代的女同志，就像是‘超女人’。那时候，讲究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我们一批从大城市里来的娇小姐，硬是忘却了自己的性别，和男同胞一样‘浴血奋战’。白天，揣着窝窝头，奔走几十里去采样，测量数据；晚上，在煤油灯下化验样品，积累资料。即使在来例假的日子里，也照样玩命地干。长期的野外作业，把我们的衣服剥蚀得褴褛不堪，补丁摞补丁的。当地老百姓打趣地说我们：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科学院的。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实在没工夫照顾他们。他们需要我，盐碱地更需要我。那一年我大儿子刚满十个月，我就狠心把他扔在了上海娘家。说实话，看着孩子抓着小手不放我走时，我确实落泪了。天下的母亲，心都是肉长的，谁不心疼自己的亲骨肉呵！记得有一次过年，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一见两个儿子正在阳台上用萝卜干泡饭时，难过得抱住他们痛哭起来。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常常感到对不起儿子……”
“假如生命能有第二次，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你将干什么？”我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治盐碱！”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你不觉得失去的太多了吗？”我继续问。
“我是学土壤学的，看到盐碱地上的人民活得那么苦，我就想，这辈子活着治不了盐碱土，死了也要埋在这里。报效祖国和人民，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呵！我信奉缺憾美。人生正是有所失，才显得更悲壮美丽。”
这些属于哲人和诗人的语言，从她的口中说出，是那么的朴素，潜藏着一种内在的激情。
我在封丘研究站采访时，恰逢国际盐碱土动态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这里召开。作为东道国的主人俞仁培忙得像个阿庆嫂。
从俞仁培的口中我得知，中国盐碱土的综合治理在世界是第一流的。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把科学与生产实践结合得那么好感到惊叹。
我提出想去看看昔日盐碱地，俞仁培为难地摇摇头说：“现在想找一块像样的盐碱地不容易了。”听得出，惋惜声中更包含着自豪。
四
我在急切地等着一个人。采访已经过去六天五夜了。可是那个关键人物——那个被老乡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作“王老头”的人还没回来。
就是这老头，当年曾和其他老教授一起，带领着１００名大学生，在盐碱地上拉开了大干的序幕；
正是这老头，甩开膀子，和乡亲们一样百十来斤的大包、麦捆一扛一整天；
还是这老头，带领同志们历经艰难，取得有关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的科学数据达１００多万个。由他主持撰写的专著和论文集达四大本，共８０多万字……
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头呵！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等到了他。
尽管老人已是步入桑榆晚照之年的人了，可他身上却时时处处播撒着一种不老的朝气和迟暮的激情。
与他对话，更是一份痛快的享受。没有名人的虚骄，没有学者的威严，更无需防范和弯弯绕，有的只是一个老科学家秋霜烈日般的坦诚和直率。
“听说去年国务院负责人在北戴河邀请了全国１６名农业科学家，其中有您和傅积平站长，是么？”
“对。”老人朝我笑笑。
“就在那次会上，您老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是的。”老人淡然一笑：“我感到自己很不配。我是一个侥幸者，比起全国和我一样长期坚持在农业战线的同行，我做得还很不够。何况到了我这把年纪，功名和荣誉都看得很淡了。我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造点福，干点实事，这比任何表彰都更重要更有实际价值。”老人提高了嗓门，双目熠熠闪光，“知道吗？那次会议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在那次会上，党和国家第一次提出了要开发黄淮海平原的伟大号召。”
我希望老人说得详尽些。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冲积平原。它包括京、津、冀、鲁、豫、苏、皖五省二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３８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占２．７亿亩。仅据１９８３年统计，这一地区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７％和２１％。加之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若能把这一带开发成重要的粮棉基地，将对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老人的话，使我陷入沉思……
我知道，当今世界，粮食问题一直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我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严峻。
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上千万，而可耕地面积年年递减。泱泱大国，１１亿人口，到哪里要粮食去？
指望江南鱼米乡么？就那么巴掌大一点，单位产量一翻再翻，已达饱和状态。靠西北黄土坡么？那里水源枯竭，交通阻滞，自然条件太差。
天时地利，看来只有黄淮海平原最有潜力，最值得下大本钱。何况，这里的农业早已初具基础，早有一批献身于黄淮海的开拓者在这里干出了希望，干出了成绩。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明智而及时的，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大肥”，才在这里下了这个“国家级”的本钱。
“太棒了！”我为老人的话振奋了。
“你说，就我这身子骨，再干十年不成问题吧？”老人突然一脸严肃地问我。
“没问题，再干２０年也没问题！”
“真的？”老人顷刻笑得眉毛胡子乱成一团。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这个把一生献给土壤，保持着泥土般淳厚朴实的老人，这个永不服老永不退休的老人，名叫王遵亲。
五
西大村人总是难忘那噩梦般的昨日。
雪样白的盐碱地上，不是十种九不收，就是种一葫芦收两瓢。一块地里，往往大杂烩地种上好几个品种：小麦种不出，就播大麦，大麦收不着，再点黑豆……
年年岁岁，祖祖辈辈，盐皮刮了一层层，眼泪流了一茬茬，苦日子却像扎了根无穷无尽。
小小一个西大村，解放前的盐堆就达５００座！
吕成民老汉永远不会忘记，在他１１岁那年，因为饿，因为一个窝窝头，竟光着脚丫，赶了１００多里地去追哥哥。
或许因为苦得太狠了，西大村人才对科学种田和科学院的同志，倍觉亲切。
西大村人心中有杆秤，那上面斤斤两两都记着科学院土壤队的辛劳和汗水，功绩和成就。
是的，如今吃饭可以放开肚皮了，酱油、醋、白糖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了，就连手表、自行车、家用电器也不是啥稀罕物了……
但这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那８００年不长苗的盐碱地，什么时候长满了庄稼？那饱含着西大村人血与泪的５００座盐堆，什么时候竟神奇地消失了呢？
从科学院的同志在西大村打第一眼井算起，整整２５个春秋过去了。２５年前那个难忘的秋天，西大村人第一次卖给国家５００斤余粮，从此结束了“吃遍天下粮”的苦日子，就开始与科学、与科学院的同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大村人至今不忘熊毅、席承藩二位老教授当年如何跟他们劲摽在一起，汗流在一块，拉犁锄地，春种秋收；
老支书吕思民至今难以忘怀，他和土壤队的蒋建敏、董汉章比试摔跤，硬是没摔过他俩；
村长许忠更是难忘，“文化大革命”中，土壤队的同志挨批挨斗，是他和一群青年人给土壤队的同志搬凳子、打扇子，陪着挨斗，跟着送饭；
别看荣老奶奶蹀躞着小脚，对事事物物已经发浑发懵了，可就是不忘科学院土壤队的同志住在她家时的廉洁作风。每月非要付给房租不算，岁暮年末时，还硬要塞给她一个红纸包，里面包的是一年中的零星蔬菜钱……
在西大村，我尽情地聆听着，感动着……
西大村人民、应举人民、封丘人民，整个中原父老都永远铭记着这群可敬的拓荒者的功绩。人民早已为他们在心中刻好了一座丰碑。这丰碑是那样嵯峨，那般灿烂辉煌，胜过人世间所有的文字，所有最华美的纪念馆和展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