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出台记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出台记
本报记者 谢荣镇
４月４日下午，雄伟巍峨的人民大会堂。面对与会全体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有关决定获得通过！”
一部史无前例的基本法终于正式诞生了！
大会堂里，响起了长达一分钟的掌声。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这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传到神州大地，传遍五洲四海。
这掌声，代表了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对基本法的由衷的祝贺。
起草基本法，走过了将近五年的历程。这五年，充满着无数的艰辛。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足迹，回顾那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举世皆知，“一国两制”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然而，“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就鲜为人知了。
这一构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百废待兴的中国，又焕发了勃勃生机。随着经济的逐步振兴，统一祖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问题成了中南海讨论的重要议题。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当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会见中，麦理浩问邓小平：“１９９７年之后，中国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
邓小平回答说：“不管香港问题将来怎么解决，总之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放心。”
到了第二年５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在会晤邓小平时再次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还讲了一句：“你们可以研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那时候，在邓小平的胸中，已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他一方面指定专家多次到香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探讨“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先后请香港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来京，亲自听取他们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意见。直到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大战略构想。他后来解释“一国两制”的含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１０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集中集体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伟大构想，载入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构想还写进了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北京草签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邓小平提出，１９９７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中央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５０年不变，“一国两制”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是，这部法律叫什么名称好呢？有人提出叫宪法。不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中国管辖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叫宪法显然不合适。还有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名称，都不甚理想。中国的法律专家们查了各国的法律，大家一致意见决定这部法律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在中英双方谈判期间，中方提出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提议，获得英方的赞同，并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从此，“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思想，始终贯穿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年辛苦不寻常
万事开头难。起草这样一部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的基本法，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基本法起草工作。
经过广泛征求香港和内地有关方面的意见，六届人大委员长会议于１９８５年６月８日提出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草案，并由６月１８日召开的六届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通过。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姬鹏飞担任，副主任委员有８人，秘书长１人，副秘书长２人。起草委员会委员共５９人，包括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１５人，其中不少是负责港澳事务的领导人；法律专家１１人；各界知名人士１０人。香港的委员占２３名，包括香港工商、文化教育、法律、工会、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名单公布之后，香港各界普遍表示满意。
《信报》的评论指出：“这份名单说得上极具代表性，它涵盖了大部分利益集团，这等于说大部分香港人的利益都受到眷顾，因为这种缘故，不少人对今次安排感到满意。”
有的报纸称这２３名香港委员是“包罗各界精英”，“照顾各方利益”，有利于更好地反映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使起草的基本法能更加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下午３时，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聚集人民大会堂，出席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拉开了起草基本法的帷幕。
５天的会议，制订了起草工作的几个步骤：
——下半年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询香港各界同胞对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确定基本法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并划分专题，着手进行起草。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按专题进行讨论和起草，争取１９８８年初拟出基本法（草案）讨论稿，印发有关方面和香港各界同胞征求意见。
——１９８８年，草委会用一年时间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讨论修改基本法（草案）讨论稿，争取当年底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并公布基本法（草案），广泛征询各方面和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
——１９８９年下半年，起草委员会根据征集的意见对基本法（草案）进行修订，并于１９９０年上半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
蓝图有了，时间表有了，但具体做起来谈何容易。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李后在向记者谈到这些困难时说：香港与内地分离了１４８年，两地委员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彼此长期隔绝，工作习惯、看问题的角度都不相同，甚至对同一个汉字的解释都不同。因此在起草中有个相互信任和彼此适应的过程。
有这样一件事。起初，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按内地的工作习惯，曾先草拟了一个基本法（草案）结构稿供起草委员会议讨论。想不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香港的委员说：“你们秘书处有什么权力起草这个框架？你们的权力也太大了！”其实，这是一个工作习惯引起的误会。但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尊重香港委员的意见，将起草好的结构稿推倒重来。虽然多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但两地委员之间却从此逐步建立了信任，双方的差异在信任中也逐步缩小。
起草中，常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拿区旗区徽评选来说，从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０日起，至１９８８年３月３１日止，共征集到图案７１４７份，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区旗区徽图案３６９８份，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分海外华侨的图案３４４９份。１９８８年４月在中国美术馆开始进行评选时，数千幅五彩缤纷的参选图案，摆满了美术馆大厅。委员们当时对从征稿中选出区旗区徽是乐观的，但结果失败了。复选投票结果，没有一个图案票数达到半数，最多的票数仅是１１票。绝大部分投了弃权票。原因是部分委员不满意一些图案的设计和艺术水平。
经此挫折，评委会受主任委员会的委托，反复研究进行修改。不少草委根据初选的７０００多幅图案里，很多采用紫荆花图案，提出了“动态紫荆花”的构想，并由艺术家执笔，集体修改了原入选的设计，终于改出了三个水准都很高的图案，并能在第９次大会投票时一次就以２／３的多数票通过其中的编号２图案。这一结果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啊！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次次会议，克服一个个难题。从１９８５年７月起草委员会制订出基本法起草的大纲，到１９９０年２月整部基本法（草案）大功告成，在４年多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全体会议９次，主任委员会议２５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两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３次，专题小组会议７３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也先后开会５次。这还不包括无数次的会下会后的协商，不包括内地起草委员多次赴香港征询意见。
迄今为止，在世界法制史上，尚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为她的一个地区制订宪制性的法律文件，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可以说，基本法是“一字千金”。这充分表明国家对体现“一国两制”的基本法的制定是何等的重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