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真实　引人入胜——介绍《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丰富真实　引人入胜
——介绍《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
　　杨福云
近年，反映新中国发展历史的著作陆续出版不少，而就规模宏大、资料翔实、立论周严、确能反映历史全貌来说，当首推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是一部反映新中国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大型的专业史、地方史丛书。其中，写各省、市、自治区历史的３０卷（缺台湾省），总称之为地方卷。从我们阅读的书（或书稿）和编辑过程中了解的编写情况看，《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写史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在和未来的借鉴。在这方面，《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是很有价值的。
（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风风雨雨中胜利地走过了４０个春秋。近年来，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正确，出现了种种议论。地方卷虽未专门从理论上论证这个问题，但它记载的确凿的历史事实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
许多卷特别是沿海地区各卷，都叙述了近代史上中国欲学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未能强国富民，反而丧失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奴役，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状。
读者从《当代中国的上海》中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近代新式工商业，同时显示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和残酷，暴发户们则染上贪婪奢侈的习气。这些东西与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绝望、投机心理汇合在一起，构成旧上海所特有的混乱和罪恶。作者为我们具体生动地描述了“藏垢纳污的十里洋场”：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来，最早来到的一批外国商人，把鸦片偷运进上海，然后转运到长江沿岸和华北各地。他们勾结地痞流氓，在上海城乡掠卖人口，运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充当苦力。“甚至趁夜登岸，用布囊套住行人的头，肩荷而去。于是，ＳＨＡＮＧＨＡＩ这个英文单词有了‘被出卖的’、‘使用暴力、借助于酒或麻醉剂的力量，将人载至国外’的血腥解释”。殖民主义者在黄浦江、苏州河汇合处修了一座所谓“公花园”，公然将“犬”和“除西人佣仆华人”并列为“不准入内”的对象。旧上海容纳了无数在急剧变化的生活激流中被冲积下来的乞丐、盗贼、流民；充斥着暴力、劫掠、杀戮、欺诈、盗窃、勒索。烟土行和烟馆公开营业，赌博和卖淫活动盛行。由流氓帮会组成的黑社会势力深入到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划地称霸，把持码头、闹市，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无恶不作”。从这些叙述读者可以了解，旧中国这块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一个怎样的罪恶世界，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中国人处在怎样被侮辱、被奴役的地位。
《当代中国的天津》也有这样的记载。１８６０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从此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入侵各国开始瓜分天津，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９国都在天津夺取了租界。租界占地比当时清政府所管辖的天津城区大近８倍，天津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进行掠夺性贸易和攫取原料的重要基地。他们在天津开设洋行、银行，培植买办，倾销军火、鸦片、洋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１９３７年天津被日本侵占后，工业从原料采购、分配到产品的销售、贩运被严格控制，稍具规模的工厂企业都被军事管制，一些较重要的民族资本家的工厂被强行占据，即使幸存下来的工厂企业也被拖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天津变成了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供应基地和经济掠夺中心。近百年中，天津人民饱受了主权沦丧的耻辱。
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卷，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历史叙述。这些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是多么残酷，中国人民的境遇是多么悲惨，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上，因为他们要掠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要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只有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振兴中国、推动中华民族进步的幻想，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欺凌中破灭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使中国经济极端落后。地方各卷较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成立时本地区落后的经济情况。书中提供的一些数字是很有意义的。经济最发达的上海，１９４９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３７．３３亿元，工业总产值３５亿元，财政收入３４００万元。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天津，１９４９年工业总产值只有６．５４亿元。经济发达的江苏省，３０年代初有近代工厂４６５家，大多为轻工企业，资本总额仅７８００万元，抗日战争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到１９４９年，工业已是一片破败景象。中国西北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陕西，１９４９年全省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只有７８００万元，工业总产值２．８亿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但到１９４９年工业已成全面崩溃之势，当年只生产铁１万吨、钢０．９万吨。这里列举的是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将地方卷提供的数字综合起来，就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多么弱小。１９４９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１２４亿元（人均不足２３元），工农业生产总值４４６亿元（人均不到１００元），国民收入最高的１９３６年约为２５６．９４亿元（人均５７．１０元）。这样落后的经济，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和办事情的出发点。很明显，要以这弱小的经济力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上，只能向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拱手称臣；在国内，极少数人暴发巨富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会遭受剥削，不得温饱。正如毛泽东５０年代指出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那末，这种选择对不对呢？读者可以从地方卷记载的历史事实中得到答案。４０年中，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对此，地方卷作了充分反映。我们从书中看到，中国运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力量，依靠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已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８０年代末，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科学技术事业还是文化教育事业，与１９４９年比，都是成倍、十倍、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书中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极为丰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只说一件事。
中国自古自然灾害频繁，尤以水旱灾害突出。作为一个有数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怎样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战胜水旱灾害，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４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的江苏》在《水利》一章中生动地叙述了江苏３６年的治水史。江苏由于地处江、淮、沂、沭、泗五大河流下游，承受上中游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洪水下泄入海，历来是“洪水走廊”。大洪之年，占总面积８０％的平原洼地，处于洪水威胁之下。大旱之年，淮沂断流，河湖干涸，卤潮倒灌，灾情同样严重。据记载，１９３１年，江淮沂沭泗洪水并发，运河堤溃决，从淮阴到扬州，纵横三四百里，一片汪洋。仅里下河地区即淹没耕地１３３０万亩，倒塌房屋２１３万间，灾民３５０万人，死亡７．７万人。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４年大旱，洪泽湖、高邮湖、洮滆湖干涸见底，海水倒灌内地５０多公里，这些地方几年寸草不生。江苏卷诉说了这惨痛的历史之后，具体叙述了江苏人民进行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进行顽强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３６年中，江苏人民投入水利建设资金１５１亿元，整修和新筑江海河湖堤防６３００公里，开挖疏浚主要干河４２０条，大、中、小沟７３万条，兴建水库１１００多座，大中型水闸、船闸等建筑物３６０座，建设万亩以上的机电和自流灌区２３６处。依靠这些水利工程和群众性抗灾斗争，江苏先后战胜了４个大洪年、６个干旱年、１１个涝渍年，抗御了历次洪水和较大的旱涝灾害。《当代中国的河南》在《水利建设》一章中着重写了河南人民治理黄河的斗争。河南人民所蒙受的黄河灾害最烈。例如，唐玄宗开元１４年（７２６年），黄河在汲县决口，淹没５０多州，两岸人民“资产苗稼无孑遗”，不得不“巢舟以居”。明崇祯１５年（１６４２年），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使当时有３７万人口的开封城内仅剩３万多人。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政府想借洪水阻止日军西侵，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于豫、皖、苏平原，使河南２１个县（市）、６０多万公顷耕地被淹，１８００多万间房屋倒塌，４３万余人被淹死。黄泛９年，使豫东地区成了沙岗起伏、水系紊乱、河沟淤塞、遍地荒芜的“黄泛区”。解放后，对黄河大堤进行了３次大规模的整修。到１９８５年，河南省境内的临黄大堤普遍加高加固后，高度达７—１４米，堤顶宽７—１５米，包括滞洪区建设等共完成土石３．５６亿立方米，投资８．４亿元，用人工１．３８亿工日。今日的黄河堤防，已经达到保证花园口站２．２万立方米／秒洪水不决口的水平。“历史上屡屡为害的黄河，３７年来，年年安澜。”湖南卷记载的湖南人民治理洞庭湖的历史，安徽卷记载的安徽人民治理淮河的历史，天津卷、河北卷记载的天津和河北人民根治海河的历史，以及其他各卷记载各地人民改造大自然、兴修水利、战胜水旱灾害的历史，都十分感人。水利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为中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提供了基本条件，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提供了根本保证。
这些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二）较全面地总结了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各卷作者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分析研究，做出了初步的总结。
例如，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地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为克服困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全党艰苦奋斗，发扬人民民主，依靠广大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卷详细地叙述了这段历史，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北京、上海、青海等卷写得尤为具体、详细。从这段历史中总结的经验对我们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那就是：只要我们全党艰苦奋斗，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并采取合乎实际的治理措施，那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又如，在所有制变革方面，各卷都叙述了从５０年代进行“三大改造”到大办人民公社、直至８０年代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有制的变革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否则就要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山西卷在叙述大办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过程时，具体、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经济规律。安徽、山东、河南、甘肃等卷，在这方面都有引人深思的叙述和论说。
又如，在经济建设方面，４０年来，各地都有极丰富、极深刻的经验、教训。各卷以较多篇幅记载了本地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相当详细地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湖南卷、四川卷对“大跃进”的叙述，各卷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经济的记载和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描绘，都说明，进行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出发，持续、稳步、协调地发展。
又如，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各卷都以事实说明了主观脱离客观，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极大危害性。山西卷除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讲了这个问题外，并在《结束语》中作为一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论述。
地方卷总结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丰富的，这里不多列举。举上面几个例子，是想说明，任何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由于地方卷有了这样的总结和概括，使自己有了一定的理论性。同时也想说明，地方卷的作者们在总结经验方面下了功夫，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是值得称道的。　
二
《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它推进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并为今后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第一，收集了丰富、真实、系统的资料。地方卷篇幅最长的１００多万字，最短的５０多万字，收集的资料几倍、十倍甚至几十倍于这个数字，涉及的资料相当全面，大体包括这样几个类型。一种是反映各个时期发展、成就、失误的数字，这类数字既有反映全省（市、自治区）的总数字，也有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的数字。一种是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各卷都有，字数二三万到四五万不等。一种是关于各个时期重大方针、政策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反映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某个省（市、自治区）的方针、政策的材料，也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本地工作方针、政策的材料。一种是反映经验、教训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具普遍意义的，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材料；也有具特殊意义的，如广东、福建卷中关于经济特区建设的材料，青海卷中关于修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材料，河北卷中关于唐山大地震和震后建设的材料，甘肃卷中关于保护敦煌石窟和研究敦煌文化的材料，如安徽卷中关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材料，四川、贵州卷中关于三线建设的材料，西藏卷中关于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材料，湖南卷中关于培育杂交水稻的材料，云南卷中关于在被称为橡胶“禁区”的北纬２１°９’——２４°５９’地区建成橡胶生产基地的材料，等等。这些材料中，有大量反映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全面情况的材料，也有大量反映本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典型材料。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各卷作者特别注意了反映全面情况的材料的搜集和运用。这就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从事实的联系上掌握了事实，从根本上防止了结论的随意性和片面性。还要说到的，各卷都收入了不少图片资料，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各省、市、自治区近４０年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其中，不少是珍贵的历史照片。
第二，对各省、市、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各卷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许多熟悉情况的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如湖北卷，开始编写工作不久，就请王任重同志主持召开在湖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座谈，回顾湖北３０多年的历史情况，对不少重大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种对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全面深入调查，对于制订建设规划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本地现代史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第三，对各地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各卷在编写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些比较复杂或较难下判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对于这些事件和问题，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复分析研究，搞清了事件、问题的来龙去脉，做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四川卷和河南卷中关于３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广东卷中关于５０年代初反地方主义问题，陕西卷中关于“和平土改”问题，等等，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或多或少的议论。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我们知道，每个历史事件的产生，每个历史问题的提出，每个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有自己的历史环境。因此，只有把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研究、叙述，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各卷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努力这样做的。例如，北京卷对于要不要在北京发展工业的问题，没有做简单的结论，而是在占有详细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反复的分析研究，书稿写出后又听取各方面意见。现在的书中，详细介绍了５０年代初北京的情况、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不同意见和不同方案、最终方案的确定过程和方案的主要内容，最后才说了作者的意见。
《当代中国》丛书确实可以说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而地方卷是它出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