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面临的难题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瑞典模式”面临的难题
　　钟旭辉
曾被西方一些人宣称为“永远解决了工业问题和民主问题”的瑞典，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去年年底以来，瑞典爆发了一连串涉及面很广的罢工事件，导致上一届社民党政府今年２月被迫下台。
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是该国近几年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去年，瑞典经济增长率仅１．３％，通货膨胀率达６．７％，跃居全欧之首。过去瑞典工人工资收入在全欧名列前茅，可今年的统计表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瑞典人的实际收入在经合组织中已降到第１４位，与欧共体国家相比仅高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
面对瑞典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人们对多年来支撑了瑞典的富足形象的“瑞典模式”产生了疑问。
按西方人的说法，“瑞典模式”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动力”来实现产出最大化，再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个模式大致起源于３０年代，６０年代进入鼎盛期，之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８０年代，模式中的“动力”和所谓的分配“公平”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随着劳资矛盾的日益激化，模式中一些主要成分存在的弊端逐步显露。
工资政策处在争吵中　“瑞典模式”逐渐失灵的原因是什么呢？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中央统一规划的工资体制被打破，是造成瑞典经济状况恶化的直接原因。１９８５年以前，瑞典职工的工资标准一直是由工会和雇主协会的中央一级谈判来确定的。这种所谓“共同一致”的工资政策是“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柱，其目的一是实现同行业工资基本相等，缩小职工工资差异；二是可以通过通盘考虑生产情况、产品国际竞争力及就业状况等问题来确定工资标准，以限制工资过度增长。
可是８０年代以后，雇主和雇员都开始反对这一传统的工资制度。雇主方面认为，过去在中央一级的谈判中，他们总捞不到便宜，还不如索性将工资政策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雇员认为，“共同一致”的政策推行过了头，变成了普遍的工资均等政策。例如，白领工人的最高工资与蓝领工人的最低工资间的差距由６０年代的３０％缩小到８０年代的１５％，如果再加上高额累进税，两者的净收入差异更小。过小的工资差异影响了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和提高技术的积极性。
从１９８５年以后，工资谈判便逐渐分散到了各个行业和地区进行。可是，这种分散又带来了新问题。近几年工资差别的拉大，再加上人们普遍对物价和各种税收上升过快的担心，使各工会在谈判中提出的工资增长要求竞相攀升，超出了瑞典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此外，白领工会日益强大，也介入了工资谈判，更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有人指出，瑞典五六十年代由雇主协会与蓝领工会两家决定工资标准的“美满时代”已经结束。
劳动力市场政策面临选择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瑞典模式”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它通过提供招工补贴、进行职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使瑞典成为西方失业率最低的国家。
然而，有人指出，这种充分就业是对衰落企业实行过多的补贴以及增加公共部门雇员的结果。瑞典的公共事业都是国营的，政府每年对它们的补贴约占税收的３０％。而且，公共部门雇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公共部门总开支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０％。人们因此称庞大的公共部门雇员和每年占全国劳动力２％的受训人员为“经过伪装的失业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瑞典模式”不久也将面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选择。
“福利国家政策”的包袱　高福利是“瑞典模式”的另一大特征。瑞典的社会福利排场很大，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３。这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负而难以为继。
瑞典漏洞百出的福利政策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严重的缺勤现象。瑞典人的法定产假长，事假多，且工资照领，雇员一年中可申请的病假工资天数不受限制，以至雇员请病假呆在家里有时能得到更高的实际收入。难怪欧洲寿命最长的瑞典人“生病”最多。据统计，瑞典每天每四个工作人员中即有一个人缺勤。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现象。瑞典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在经合组织各国中是最低的。
另外，瑞典的病假工资不像美国由企业支付，而是由国营保险部门支付，因此缺乏应有的审查监督。调查表明，在申请病假补助的雇员中，有１０％的人仍在上班。
“瑞典模式”的再一个特点是税收名目繁多，１９８８年的各种税收总和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５％，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税收过高影响了生产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瑞典的税收制度并未能实现“平等”的初衷。有统计表明，瑞典１０％的富裕家庭的收益相当于瑞典人总收入的２８．１％，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变革势在必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瑞典模式”一直褒贬不一，欣赏它的人说它是楷模，讨厌它的人说它是“大杂烩”。面对目前“模式”出现的问题，人们的解释和提出的解决办法自然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人认为，瑞典的“福利国家政策”主要是受益于前一个时期的成就，因为瑞典经济增长率最快的时期是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这１００年间。如今，传统的那套福利经济体制和政策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这部分人开出的药方除了紧缩财政外，还要增加失业。对此，社民党也有自己的主张。他们提出的办法是试图在不降低就业率和不削减社会福利的前提下，通过紧缩财政，解决高通货膨胀率等问题。鉴于目前瑞典经济的这种境况，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采用哪种药方，看来对传统的“瑞典模式”的变革是势所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