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两次扫除文盲的启示——迎接国际扫除文盲年兼论陶行知的办学精神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近代两次扫除文盲的启示
——迎接国际扫除文盲年兼论陶行知的办学精神
　　胡国枢
文盲众多是世界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１９９０年为“国际扫除文盲年”，并把它作为世界各国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实是为人类幸福深谋远虑的举措。
在扫除文盲方面，新中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是文盲众多的国家。如何加速扫除文盲是关系到实现四化的当务之急，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首先要重视这四十年来扫除文盲工作的新鲜经验，同时也要回顾我国近代史上有关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的历史经验。
中国近代较大规模地扫除文盲的努力有过二次。第一次是二十世纪２０年代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深感不扫除文盲，即不能开发民智，不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也就难以振兴中华。先由李大钊、蔡元培等倡议平民教育，继由邓中夏为首发起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展工农教育。１９２０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场，办起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工人阶级自己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与政治。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２年间，毛泽东、刘少奇相继到达安源，办起了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在开展政治斗争中组织工人学文化。与此同时，宣中华、沈定一在浙江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举办农民学校开展农民运动。这些工农教育活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导。而大规模地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则是在１９２３年以后。１９２１年底，蔡元培、马叙伦、范源濂等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次年陶行知被推为该社主任干事。他们致力于推动学制改革，促成了１９２２年学制的制订，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得到了某些体现。然而当时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大多数连进学校的权利也没有，所以陶行知认为光靠学制上修修补补，并不能济燃眉之急，穷苦百姓还是得不到文化的甘露。他认为只有办平民教育才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于是，在１９２３年８月，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举行二届年会之际，提议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他与朱其慧（女）、晏阳初、袁观昉、王伯秋、黄炎培等联名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设在北京，各省设立分会，有计划地开展平民教育，要求目不识丁的人，通过每天一小时四个月的学习，能认、能用、能写一千个常用字，摘掉“文盲”帽子。为了扩大宣传，出版了《平民周刊》，撰写了《平民教育概论》，陶行知又与朱经农合编出版了《平民千字课》读本。经各地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平民教育运动风靡全国，扩展到２０个省市，有些地方出现了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推行平民教育的生动景象。据当时统计，有５０万人达到了会读《平民千字课》的水平。然而，平民教育运动只在城市里热闹了一番，并未能坚持下来。平民教育冷落下去后，转到农村搞乡村教育试验，虽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其声势已不如平民教育运动开始那样有劲头了。
第二次扫除文盲热潮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初的普及教育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加深，更多的人觉醒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为了唤醒民众，为了赶走列强，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过渡到工业文明的现代中国去，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有识之士，其中有些是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干部，高举普及教育运动旗帜，以上海为中心开展活动。陶行知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工学团”，他派马侣贤、王作舟、戴自俺等筹办。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在上海与宝山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既生产劳动，又读书识字，还团结互助与抗日自卫，这对贫苦农民与失业失学的青少年真是天大的福音，得到群众的拥护。工学团迅速发展，建立起八个分团，周围十四个大村庄都成了他们活动的范围。张劲夫、刘季平、王洞若、徐明清、朱泽甫、林一心、唐文粹、朱锡明、陆维特、杨应彬、方与严、徐祥先、俞文华等都先后是工学团的领导或骨干。邹韬奋、艾思奇、薛暮桥、田汉、聂耳、冼星海、钱俊瑞等都到山海工学团讲课或演讲。与此同时，陶行知又提出“科学下嫁”，“要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能享受近代科学知识，要把科学和日光一样普遍，人人得能享受”，并办起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空中学校（广播学校），由陶晓光用普通话每日每次播讲２０分钟。请陈鹤琴、戴伯韬、丁柱中、高士其、董纯才、方与严、吕镜楼、陶宏等协力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共出版１０８册。１９３３年又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扫盲工作，在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并派张宗麟、唐文粹、戴自俺、程今五等分头到广西桂林、广东百候、河南百泉等地创办学校，推动普及教育运动，不少省区的教育工作者纷起响应，一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的热潮又在中国兴起。这时，在山海工学团里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张健、吕朋等小朋友在教其他小朋友与农民读书识字。陶行知抓住这个好苗头，把他们称为“小先生”，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又叫方明、陈挺夫、王东方等小朋友用“小先生”制办法发展组织了“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开展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活动。又组织了“儿童社会”，推张健为委员长，使扫盲工作与抗日宣传密切结合起来，更加有效地进行。陶行知把“小先生”制与中国文盲众多师资奇缺的状况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了运用所有识字的人来“即知即传”、“互教互学”，使普及教育运动更快地发展。“小先生”制受到了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欢迎，各地纷纷仿效。不久，“小先生”制推广到全国二十五个省市。
近代中国的两次扫除文盲的热潮，虽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但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的一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扫除文盲要普及义务教育与开展社会扫除文盲活动并举。今天，我们已有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立法，不少地方执行得很有成绩，这是普及初等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扫除文盲的基本途径。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即使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了，也难以完全避免因各种原因而出现复盲现象。所以必须开辟扫除文盲的多条道路，重视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采用“能者为师”、“即知即传”等多种形式使之与普通教育有机结合。
第二、扫除文盲要城乡兼顾，以农村为重点；男女并重，以妇女为重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陶行知已明确指出，“搞教育的人总要在城里热闹，冷静的山村，实在没有人过问，但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五个在农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是到乡间去的运动”（《陶行知全集》第５卷，第５０页）。二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向乡村教育转化，三十年代以陶行知为首的生活教育社面向农村搞普及教育，同时也在城市开展活动，都说明教育界的先驱们已经认识中国教育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农村是扫除文盲工作的重点。
第三、搞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要与人民的长远利益、目前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陶行知有一句名言：“劝人抓住饭碗求进，不逼人丢掉饭碗上学”（《陶行知全集》第２卷，第８０５页）。旧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错就错在脱离农村实际、脱离群众利益。陶行知大声疾呼要求“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使“教育与农业携手”，与各行各业结合，要“教人生利”、“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只有当普及教育能促进农业丰收，使穷乡变富乡，才会得到群众的内心拥护，才会得到社会的有力支持。这正是发展经济与普及教育互为依托、双相促进的宽广道路。
第四、扫除文盲、普及教育需要千千万万热心教育事业的人。中国近代两次扫除文盲热潮，能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有如此成绩，是与有一大批热心教育的积极分子分不开的。其间起动力作用的是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他们怀着炽热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赤心，投入普及教育运动。这批爱国者为推行平民教育南来北往，马不停蹄，立志“凡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搞扫盲，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我们要叫黑暗的地方大放光明”（同上）。他们以“请罗汉”（培养积极分子）的办法搞扫除文盲，要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兴学，一个“罗汉”一个星期办一个平民读书处。为此，到处游说、宣传、动员办识字班、办平民读书处。很多商店、家庭办起了“平民读书处”，陶行知家里也挂出了“平民读书处”的牌子，由他二个儿子教祖母识字。这样光在北京就办起了一千多个平民读书处。这种全心全意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正是今天我们需要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