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南北对话的经济特别联大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重振南北对话的经济特别联大
　　郭集思
今年４月２３日至２８日，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召开第１８次特别会议，讨论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重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问题。这将是１９７４年以来联合国召开的第５次经济特别联大，也是进入９０年代之际第一次主要讨论南北问题的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
本届经济特别联大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结构性不平衡状况加剧、南北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召开的。
８０年代，发达国家保持了连续７年的经济增长，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失去发展的１０年”。整个８０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０．１％，比６０年代的３．３％和７０年代的２．４％大幅度下降。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仍未缓解。据统计，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累积达１．２９万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不仅减少，甚至出现资金由穷国向富国大量倒流的现象。１９８２年以前５年，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净转移累计达１４７０亿美元，而自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７年，资源净转移则变为负数，５年时间里由发展中国家向外倒流达８５０亿美元。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有增无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上大部分初级产品价格也持续疲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收益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国际利率长期居高不下。
在８０年代里，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有所缓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势头也在加强。但这种态势并没有给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南北关系的改善带来福音。南北对话基本上仍处于僵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８０年代后半期，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给南北关系注入了新的复杂因素。发达国家间区域一体化的势头进展很快。西欧酝酿于１９９２年建成统一大市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亚太区域合作的步子也在加快。处于这三个区域之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可能被进一步排挤而走向“边际化”。
在８０年代，主要发达国家为纠正它们之间在贸易和对外收支方面的严重失衡，加强了彼此的政策协调。在这过程中，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它们采取的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控制和支配本国发展进程的能力。近年来，发达国家还不顾发展中国家决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主权和具体国情，加紧向它们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等发展“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困难。
面对上述种种严峻的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团结协调，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能力的同时，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充分重视发展问题，呼吁发达国家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发展中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联大就是在它们的倡议和推动下召开的。
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发展中国家的境况继续恶化，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包括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对世界政治环境的稳定形成潜在威胁。
近年来，联合国作为处理全球性普遍问题的唯一机构，在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至今，联合国已拟定在近两年内进行一系列有关发展与合作的重要活动。除这次经济特别联大以外，还有正在积极制定的《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今年的第二届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明年的第八届贸易和发展大会以及将于１９９２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人们期待着本届经济特别联大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这些后续行动提供有益的指导准则，并逐步形成推动９０年代南北合作的良好势头。
当然，在南北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历来存在许多严重分歧。人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使这次特别联大能就９０年代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达成协议，为对话和合作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