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　忠贞不渝——纪念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历经坎坷　忠贞不渝
——纪念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叶挺
　　陈立平　盘丽谊
在革命征途上，叶挺有过许多坎坷，也走过弯路。然而，他用自己一生革命斗争的实践，写下了为“全中国都已熟知的”、“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的历史，成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
叶挺早期追随孙中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他看到南北军阀的不断混战、国民党不少官僚政客祸国殃民的行径以及陈炯明的叛乱事件，对当时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他的思想发生变化，认为“革命要想得到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陈炯明的军队里和在１９２３年改组前的国民党里，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条件，使我失望了。同时，我也怀疑改组对国民党改造成人民群众组织会有多大效力。我完全相信，只有在人民群众中创造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解放中国才能成功。”叶挺于１９２４年辞掉军队中的职务，后去苏联，希望了解一下苏联革命的情形。到了苏联东方大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平时主动与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王一飞、王若飞、聂荣臻等中共党员接触，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叶挺在苏联学习期间，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革命人生观已确定”，“甚愿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革命的先锋”，“甚盼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理论，虽为国民党员，却表示无产阶级的精神”。他表示，“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过严格的考察，中共旅莫支部根据叶挺的表现，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前所述，叶挺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学习，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随共产党才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从而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叶挺在苏联学习期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叶挺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质的转变。
（二）
叶挺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了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他率领该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面对强敌，所向披靡，为北伐战争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本人并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担任军事指挥，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于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脱离党组织，在海外流亡了１０年。
叶挺之所以离开党组织，流亡海外，主要是由于两种压力造成的：一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党内受到了清算，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叶挺“消极”，要给予留党察看６个月的处分。其实，广东省委的这个结论和处分是错误的。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叶挺预料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难免遭到失败。但当党组织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要他担任起义军事总指挥的重担时，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秘密从香港潜到广州，满腔热忱地进行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起义开始后，他沉着地指挥战斗，很快地攻占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广州外围的反动军队源源不断包围市区，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情况下，叶挺以战略的眼光“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那里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主要领导人，且敌情越来越严重的危急情况下，叶挺与聂荣臻商量，当机立断组织起义军撤出广州，减少了起义损失，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然而，党内李立三、王明等人却无视叶挺在广州起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把失败的责任归到叶挺的头上。二是叶挺在莫斯科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指责他“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重，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流亡德国。
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叶挺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叶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党组织和流亡国外的。
叶挺虽然被迫流亡海外，但时刻惦记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设法与党组织及进步人士联系，始终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他当时在国外生活相当艰苦，仍注意考察国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学习和掌握新的军事科学，准备日后为国效劳。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叶挺从外国返回澳门居住。他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曾以高官厚禄对他进行利诱，由于他看到国民党当局还在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于是坚决拒绝：“我既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也不为他们工作”，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政治节操和品质。
由上所述，叶挺脱离党组织，流亡海外，是迫不得已的，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他受过挫折后，勇于反省自己，沿着认准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这正是一个革命者难能可贵之处；他虽然离开了党组织流亡海外，但仍然关心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并没有放弃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回到祖国，担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过了５年多的铁窗生活。对此，周恩来曾深情地评价说：“１０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在监狱的５年，叶挺经历了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
当新四军成立时，作为军长和党外人士的叶挺，郑重其事地声明：自己完全服从和直接受中共领导，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叶挺的处境十分困难，蒋介石对这支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军队存有戒心，一直对它进行压制和破坏，因而导致新四军“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机械不补”。在新四军内部，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独揽大权，对叶挺不够尊重和信任，甚至干扰和破坏叶挺的工作，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不向他传达，重要会议不让他参加。项、叶两人对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也有尖锐的分歧。国民党当局的刁难，同志的不理解不信任，使叶挺十分苦恼，曾四次向国共两党领导人辞呈。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下，叶挺凭着一颗爱国爱民的红心，顽强地领导新四军坚持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四军成立的头３年，对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４０００余次，毙伤日伪军１０万余人，部队从初建时期的１万余人发展到１０万人。毛泽东曾赞誉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项英等人却擅自离队他去，叶挺则临危不惧，力挽危局，指挥部队浴血奋战９昼夜。由于寡不敌众，部队无法突围出去，叶挺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与顽军谈判，要求让部队通过，到苏北抗日，但下山后被顽军无理扣押。对于叶挺这些表现，周恩来曾作出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先后囚禁于江西上饶、四川重庆、湖北恩施及广西桂林等地。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进行威迫利诱，要他投降，曾向他提出，只要发表一个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声明，就可委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司令之职。叶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他们的卑鄙行径，坚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他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快邮代电，“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他还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囚歌》，要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所有这些，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
经中共中央的反复交涉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叶挺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获释。他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毛泽东亲笔修改了中共中央给叶挺的关于接受他加入共产党的复电。
叶挺脱党十几年后又重新请求入党，能够作出这样的决择，决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经过５年多考虑的结果”，“在我５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在我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能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叶挺在“皖南事变”和狱中的表现，出狱后立即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以及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的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叶挺经过“皖南事变”和５年铁窗生活，革命意志磨练得更加坚强，政治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地奋斗，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参加和领导了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１０年海外流亡和５年监牢中，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和人民忠贞不二，为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正当他出狱后可以为党继续工作的时候，不幸因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一起殉难。党和人民万分悲痛地悼念他们，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一生：“二三十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你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已成为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