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陈一谘的真面目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且看陈一谘的真面目
龚佐周　金灿
陈一谘，这个所谓的“智囊人物”和自诩的“精英”，其实是一个触犯刑律的不法之徒。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发生期间，他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初则欣喜不已，继则推波助澜，最后剑拔弩张。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他仓皇出逃，完完全全撕去了一切伪装，在西方资产阶级面前摇尾乞怜，求助于国外敌对势力，从事叛卖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
陈一谘以其戴罪之身正在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时候，却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吹说：“不怕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实际上，把这句话反过来对他最为贴切：“就怕别人知己，不怕己不知人。”如果别人知道了他的为人，谁还听他的胡言乱语？如果他知道了别人对他的看法，他有何面目见人？现在，我们把他的言行公布于众，让大家都“知”一“知”。
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
陈一谘畏罪潜逃国外后，很快就与策划、组织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精英人物”严家其、万润南等人纠集在一起，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据国外报刊称，这帮人逃出之后开始还不知所措，陈一谘一到就成了“群龙之首”。他被推为“民阵”的“筹委会主席”。“民阵”成立之时，他是这场闹剧的开幕式主持人。然而，诡计多端的陈一谘却不参加“民阵”主席的竞选，只当了个“理事”，且倡导组织了一个“科学民主基金会”，作为“民阵”的智囊班子，这也为自己铺设了可进可退之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陈一谘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国外发表的言论中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他胡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１０年改革与８９民运》为题，作逃出大陆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说什么“让共产党这样的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在海外谈话中反复提到要“政治多元化”。什么是“多元化”呢？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日的《百姓》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作了毫不掩饰的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与虎谋皮”。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４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演讲中，陈一谘联系５月中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讲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五个月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 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１０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呢。原来，陈一谘的“待人以诚，处世以信”的口头禅只不过是他的一张假面具。
陈一谘出逃后，在海外到处以“改革者”标榜，那么陈一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他多次鼓吹的“第三条道路”。香港《百姓》杂志登载的那篇采访录中透露，早在１９８４年以前，陈一谘就认为：“不走第三条道路中国就完了，这条路不但要走，还走定了。”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政治方面，万润南在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民阵”成立大会的讲演中作了注解：“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经济方面，陈一谘的解释是“经济改革触及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有制问题”，“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能不能由民置产”。说穿了，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陈一谘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落后，有１１亿人口，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少数人聚敛巨额财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允许走这条路。陈一谘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曾绝望地说：“指望这样一个政权改弦更张，非常困难。”怎么办呢？按他的逻辑自然是颠覆人民的政权，让共产党下台。本文前面所介绍的他的种种叫嚣，其根源盖出于此。
现在，陈一谘在海外可怜巴巴地自称是“一位改革的失败者”（即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者）。但是，他不甘心失败。他有种种幻想：“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他声称：“海外的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什么是海外抗议势力？陈一谘明确指出：“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更为可耻的是，陈一谘还直接求助于国外敌对势力，说什么“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现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这是绝对必要的”。１９８９年９月７日他在巴黎发表谈话，还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他甚至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一伙的支持和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
陈一谘的上述图谋和行为，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穿了他的真面目。陈一谘表演得越充分，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丑恶面目就暴露得越彻底。《欧洲时报》刊载的一位台湾读者的来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谘者流，自诩理论家，但他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暴乱之前作舆论动员
陈一谘的真面目，其实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就已经得到充分的暴露。
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病逝，极少数人立即借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此时住在医院的陈一谘甚为欣喜，对从北京波及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动乱大加赞赏，说什么动乱表明“民心不死、民气可用”。陈一谘要把“民气”“用”来做什么呢？就是企图通过学潮搞乱社会，达到在安定条件下他们所达不到的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于是，他四出活动，到处游说，编造谎言，攻击中共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其实，当时有些情况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汇报的还要严重，这一点对自称“离决策太近”的陈一谘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５月１８日，陈一谘得到某人提供给他的“内部消息”。５月１９日上午，他召集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负责人，以及体改所正处级以上干部开会，安排当时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局长高山到会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透露了赵紫阳同志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消息。随后，陈一谘在会上煽动说：“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必须旗帜鲜明。现在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他口授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的内容，并决定用“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这份声明把动乱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居心叵测地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同时暗示人们政府要“采取极端措施（如军管）”。这实际为后来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戒严部队军车进城，以致发展到一些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
当天下午，陈一谘又召集体改所全体人员大会，以组织的名义裹胁体改所干部参与其支持和煽动动乱的活动。５月２０日清晨，经陈一谘同意，体改所的张钢等人以“三所一会”的名义，炮制了又一份声明，即《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公开诬蔑党中央的决策，指名攻击李鹏同志。
５月２０日上午，陈一谘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面见当时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与其密谋策划。鲍彤对陈一谘搞《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表示赞赏，同时又指示陈一谘不能过分暴露，对陈一谘进一步面授机宜。
陈一谘从鲍彤处回到体改所后，想到再用“三所一会”名义发表声明过于暴露，于是指使人销毁印好的《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传单，并通知已经收到这份声明的新闻单位不要发表。同时，决定采取新的手法继续其反革命阴谋活动。陈一谘很快召集了体改所、农研中心发展所的一些人开会，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先是得意地宣称《六点声明》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便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央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制止动乱的决策是“一系列阴谋活动的结果”。在进行了一番煽动之后，陈一谘便部署搞几份传单，但指明不能署“三所一会”的名字，也不能由“三所一会”的人直接去张贴散发。他用一种阴谋家的口吻说：“现在形势严峻，我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能再书生气。”在这个会上，他具体地确定了匿名传单的标题、内容要点、执笔人和打印散发的各项事宜。他一手策划炮制的《李鹏其人》、《紧急告全国同胞书》、《敦请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案》和《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提出弹劾李鹏案》四份反动传单，落款分别是“举报中心知情人”、“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及直属部门部分党员、干部、职工”、“共和国公民”、“首都知识界三百余人”。他这种盗名欺世的卑劣作法，只能说明他政治上的反动和堕落。
在这一时期，陈一谘还直接给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非法组织以物质支持。他用公款为“高自联”、“外高联”提供了近四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给这些非法组织输血打气，并向“高自联”的人表示，“希望学生们能坚持下去”。
５月下旬，陈一谘看到大势已去后，转而慌忙组织“退却”，进而密谋外逃。５月２３日上午，陈一谘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高山、农研中心发展所某负责人统一口径，特别是要求绝不能承认高山曾于５月１９日到体改所泄露机密的事。５月２４日下午，陈一谘召集体改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威胁说，谁揭发了体改所的问题，谁就是“叛徒”，就是“历史的罪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陈一谘仓皇出逃，走上背叛祖国的可耻道路。
正是根据陈一谘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的上述种种行为，国家体改委决定撤销陈一谘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继而又于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１日开除了陈一谘的公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党委报经上级党委批准，已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８日开除了陈一谘的党籍。
自吹自擂实在令人咋舌
陈一谘在国外攻击、咒骂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大肆渲染他自己的历史，吹嘘他在改革１０年中的“贡献”。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他那“光荣”的历史吧。
陈一谘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曾在自己所作的《小结》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参加首都三司，到全国十几个省市煽风点火。”
１９７６年在“四人帮”大搞“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也很卖力气。当时，他担任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出面组织大批判文章，主持召开各种批判大会，并利用这个机会批斗农村基层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确山县委组织部因陈一谘是“突（击）提（拔）干部，不称职”和“‘四人帮’横行期间受影响较深，对错误没有认识”等问题，经地委组织部批准，免去了他担任的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
在改革１０年中，陈一谘是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我参与了农村改革的设立”，“也可以说一系列最基本农村改革的方略，我们都是最先提出的”呢？是不是像他这几年来一直吹嘘的那样，曾多次参加了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起草工作呢？不是。据有关同志介绍，中央几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没有参加，仅仅是参加过１９８３年“一号文件”准备期间的一次讨论会。同时，陈一谘还到处宣称自己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的筹备工作，但据查证，陈一谘既没有参加过筹备十三大的组织工作，也不是十三大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陈一谘这些自吹自擂的言论，使熟悉内情的人为之咋舌。
实际上，陈一谘这几年来，不时以“研究改革”为名，行兜售其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之实。他或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一些场合讲演，时而隐晦、时而露骨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陈一谘常以反腐败的“英雄”自居。事实上，他却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据查证，几年来陈一谘利用职权两次为自己超标准购买和装修住房。１９８７年初，他指使人把体改所购置的一处２００平方米的院落进行违章翻建，改建成１１间用房（正房还作了高级装修），作为他个人居住的宅院，合计用公款１５．２万元。１９８８年初，陈一谘又以装修质量差、风格太土为由，表示不愿居住。１９８９年２月，陈一谘又通过关系，以体改所建成的四套二室一厅共２２７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换得另一处三室一厅和二室一厅共１５０平方米的两套住房以供他享用。５月份，即动乱期间，陈一谘又指派人对这两套住房进行高级装修，费用都由体改所事业费开支。这次换房还花了请客送礼费２７００元，也由他把持的所长基金开支。据查证，几年来所长基金共达人民币近２０万元，另有一些外币，其中包括近两万美元。所长基金几乎成了陈一谘个人囊中之物，用于请客送礼，多次出国都违犯规定多带外汇，花掉一部分，还为他私人住宅预购书柜和写字台支取３５００元，１９８９年５月下旬甚至私下取走５０００元。
香港和海外个别不明真相的记者，轻信陈一谘的自我吹嘘，成了陈一谘的吹鼓手，说陈一谘是一个“贵义而不贵惠的人”。面对陈一谘上述种种劣迹，吹鼓手们作何感想呢？
　　　　　　　　　　　（原载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０日《经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