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为什么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安治国
国外对中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事谈论甚多。许多人想知道中国人究竟反对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指出：“自由化”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即指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是泛指的自由。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中国自由化的概念，以及为什么中国大众传媒要批判它。
　“自由化”是怎么提出来的
事实上，“自由化”一词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个政治概念，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中国理论界在借用这个概念时冠以“资产阶级”，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示与无产阶级关于自由的观念相区别。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断言：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并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
杜勒斯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被奴役的”人民，而称资本主义国家为“自由世界”。他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５日）
杜勒斯还说：“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他说，美国之音和其它机构应该“挑起”铁幕后面（指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确信美国会给以“道义上的支持”。他认为，采用这种和平的方法，“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２月）从此，杜勒斯的名字就跟“和平演变”联系在一起。自由化与和平演变也便成了同义词。
从杜勒斯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鼓吹并采用这个“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信息手段和文化交流机会，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自由社会”模式，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所在国伺机制造分裂、动乱和颠覆现政权的活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暴乱，就是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实行“自由化”战略而酿成的结果。
　 中国历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就已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主席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公开宣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时指出，艾奇逊们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主席号召帮助那些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被帝国主义拉拢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选》合订本１４９３页）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一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警惕。
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０日）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和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犯罪活动进行坚决的打击。”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在会上说：“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日，邓小平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像某些人所说是在学生闹事以后才提出，也不是这次平暴后才强调的，而是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加以强调的，实际是和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提出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涵义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对反自由化的一些误解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外有一些误解需要澄清。
一、认为反自由化是中国的政策“改变”了或“倒退”了。从上面引证的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从来是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提的，从来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去这样提，现在仍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既没有改变，也没有倒退。如果说有什么政策改变的话，那是搞自由化的人总想扭转既定的政策，只讲改革开放，不要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正是要反对改变原来的政策。
二、认为反对自由化与改革开放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反自由化是为了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有两种改革开放，一种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更快，这是中国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这是搞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十年来中国所以取得世所公认的重大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前一种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遗憾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点贯彻得还不够一贯，时而受到干扰，否则我们取得的成就会更大。
三、认为既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家就不能再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合作了。如前所述，反自由化的涵义是反对在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丝毫没有否定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技术贸易往来的意思，丝毫没有反对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的意思。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在中国，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因此，我们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热诚欢迎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做生意，平等互利地进行合作、交流。我们在国内经济领域反腐败，反官倒，反行贿，反偷漏税，进而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这会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我们“扫黄”，禁毒，反对卖淫等等，这些丑恶的东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受到正直人们的反对的。
四、认为反自由化就是“反自由”、“反民主”。我们历来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自由、民主；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我们需要的和正在建设的是后一种。在当今中国，人民享有不受资本控制的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反对自由化正是维护绝大多数人已享有的这种自由、民主。中国十分重视民主，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认为反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依照这种说法，似乎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自由化的。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近十年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如果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只不过是知识界中的极少数。广大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早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依靠力量。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提出“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在庆祝建国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坚持执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这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这也是为什么春夏之间的暴乱能迅速平息，局势迅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认为反自由化与一国两制“有矛盾”。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中国大陆同台湾、香港、澳门的统一，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反自由化是反对在大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反对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领导人多次声明，不把大陆的社会主义推行到台湾、港澳地区。同时要求这些地区也不要试图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新闻界访京团时重申，１９９７年后中国内地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他说：“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番话，表明了在大陆反对自由化和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是两件事，而且，反自由化正是在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而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是否会丧失，关系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坚持到最后胜利。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在这样重大问题上退让。
但是，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８日）当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逐步得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日益完善，其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就会没有市场趋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