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头显英雄本色——忆乌兰夫同志的一桩往事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历史关头显英雄本色
——忆乌兰夫同志的一桩往事
程子华
乌兰夫同志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同乌兰夫同志相见，是１９４６年３月下旬在承德。乌兰夫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少数民族党员，党的“七大”就是候补中央委员。我早就知道，他曾赴苏深造，在白色恐怖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坚持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当时，我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和冀热辽军区政委，乌兰夫同志当时的名字叫云泽，他任绥蒙政府主席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
乌兰夫同志来承德主要肩负着两项使命：第一项是１９４６年初东蒙自治政府所属的贺子章部队与我李运昌部发生了冲突，因为涉及民族问题，我们觉得不好处理，便报告了中央，中央派乌兰夫同志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二项是中央派他来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的谈判，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这是他的主要任务。
乌兰夫同志一到承德就去分局找我。他从张家口来承德，赶了好几天路，我想他肯定很累，要他先休息一下。可是他不肯，说没有什么，马上就谈起了工作。
在乌兰夫同志的努力下，军事冲突的事很快就解决了。对于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乌兰夫同志先给我介绍了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和斗争形势，又谈了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和指示。我听了以后，觉得中央指示很明确，乌兰夫同志对情况又很熟悉，于是我说，解决这个问题按中央指示办，主要靠你，我只是尽地主之谊，给你们当后勤，搞好服务工作。
乌兰夫同志说，你老兄别客气，我来承德解决问题，虽然领导关系在晋察冀中央局，也得接受当地党的领导，子华同志，有事我还是要和你商量。我看他这样谦虚诚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们俩的第一次共事和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１９４６年初，国共和谈还在进行，全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斗争形势都很复杂。当时中央的战略方针是争取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解决内蒙古问题，是我党整个战略思想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晋察冀的局面也打开了，在延安培养的和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一大批蒙古族和汉族老同志已进入内蒙古地区，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张家口成立。而东蒙自治政府还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独立自治”、“高度自治”的主张，尚动摇于我们和国民党之间。
但他们与我党我军已有接触，我西满的同志已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些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中已产生影响；同时他们对国民党有疑虑，不满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上倾向我们。因此，从总的形势看，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的情况吃得很透，对完成内蒙古统一自治的使命心中有数，他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们都对取得这次谈判的胜利充满信心。
乌兰夫同志经验丰富，既善于做群众工作，又善于做上层的工作。在这次谈判中，他先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待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再正式开会谈判。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个“政府”，控制着一定的地区，有一定的实力，想凭借这些条件同我们争一争。双方代表一接触，不同主张就暴露出来了，焦点是内蒙古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由“内人党”领导；在内蒙古是在我党领导下统一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实行平等自治，还是搞什么“独立自治”、“高度自治”。针对这种情况，在个别交谈中，乌兰夫同志既注意做易于接受我党主张的青年的工作，又特别重视做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为了启发、提高、打动对方的思想，乌兰夫同志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们，耐心地向对方反复讲解我党主张、内蒙古革命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当前国际国内及内蒙古地区的斗争形势，阐明内蒙古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而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统一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实行平等自治，内蒙古才有出路。
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工作，终于打动了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的多数，使他们心中慢慢豁亮起来，逐渐接受了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主张。当谈判达到决定性转折的时候，过去加入过联共党的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特木尔巴根提出转为中共党员，在东蒙自治政府代表中影响最大的哈丰阿也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乌兰夫同志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几天来工作的结果，是好的兆头，对谈判和圆满解决内蒙古问题有利。他高兴地跟我说，多数人的工作已做通了，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也基本上想通了，他们两人都提出要加入我党。我看为了团结上层和争取更多的人，为了有利于内蒙古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他们的要求。子华同志你说怎么样？我很赞成乌兰夫同志的想法，我说，你的想法很好，这样做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大局，可以考虑作为特殊情况吸收他们入党。而后，经乌兰夫同志报请中央批准，很快解决了他们的入党问题。
这样，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撤销东蒙自治政府、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补充东部代表、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东部总分会、东蒙自治军改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所在军区领导、解散“内人党”等，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举行了由双方代表参加的正式会议，通过了一个包括所有应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总决议》，胜利完成了谈判任务。之后，通过《总决议》的贯彻，在内蒙古就出现了在我党领导下统一开展自治运动的新局面。
乌兰夫同志主持的这次谈判，后人称之为“４·３会议”，是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解决了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实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结束了内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团结了蒙古民族各阶层和内蒙古各族人民，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这次会议的成功，为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奠定了基础。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圆满解决了内蒙古问题，使其置于我党领导下，实现了统一领导下的平等自治，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它为东北、华北我军提供了辽阔的后方，使我战略展开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在东北，为我迅速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乌兰夫等同志认真贯彻中央方针和指示的结果。
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关大局的斗争中，乌兰夫同志有胆有识、深谋远虑，表现了他的坚强党性和政策水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乌兰夫同志为内蒙古革命，为全国革命，特别是为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立了一大功。
在这以后的４０多年中，我同乌兰夫同志作为老战友、好朋友接触交往就更多了，他在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乌兰夫同志不愧为少数民族领袖，不愧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