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绩伟“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评胡绩伟“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林枫
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
１９７９年春天，我国各条战线根据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胡绩伟在会上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同年９月中旬，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班作题为《谈谈革命报风》的讲话时，才对这个命题，展开来阐述。
他说，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党中央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报纸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今后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要找出办法来，防止再犯大的错误。他提出了一个自称是“很怪”又“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回答是人民伟大。”因为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他没有直接这么说，意思是这样）。要防止党犯大的错误，“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中央党报办成“监督我们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各省、市党报也这么办。
在这种背景和理论前提下，胡绩伟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主要论点有：“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没有人民性，也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在历史上，就有过不统一的时期。”这种党性人民性不统一的情况，他以后又作了阐述，认为“过于强调党性就会出现某些错误倾向”。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报纸的错误就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报的党性”；当时的报纸“可以说党性是很强的”。他指出，党委免不了要犯错误，党报也一样，因而在增强党报的党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增强党报的人民性。
胡绩伟在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理论前提里面，有几个重大失误。
首先，“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命题是不科学的，因此其答案：“人民伟大”，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也是不科学的。
人类只能逐步认识真理，不能一下子穷尽真理；主观背离客观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其他人都一样。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６０多年的革命实践中，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其中，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都是主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加上人民的帮助，纠正了错误，提高了水平，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是这样，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不能因为党犯过大错误，今后还可能犯错误，而怀疑党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面临问题的能力，对在党的领导下搞好新闻改革丧失信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但是，并不是说，人民群众能够立即正确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比如，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人民群众不可能自觉地肩负起推翻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历史重任。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集中群众智慧，形成正确决策，再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完善。不能把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的智慧割裂开来、对立开来。胡绩伟关于“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的提问，以及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的答案，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的论点，因而是不科学的、不恰当的。
其次，胡绩伟在总结党（包括党报）犯错误的教训时，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党犯错误，党报犯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是由于坚持了党性，还是违背了党性？以“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为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经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从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来看，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显然违背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违背了共产党的党性。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党性。当时，党报和其他新闻机构犯错误，主要是受到政局的影响，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控制。
总之，党犯错误，新闻工作犯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党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不是由于坚持党性犯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犯错误。纠正错误，防止再犯错误、还是要坚持党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胡绩伟以为，党犯错误，表明党性是不完备的；党报犯错误，是由于过于强调了党性。于是，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同党性相对地提出人民性的概念，用人民性来补充、增强党性，防止党报再犯错误。这显然是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精髓
为了分析胡绩伟党性人民性问题上的谬误，必须对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有个正确的了解。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正如列宁所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５６页）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声明具有严格的党性；资产阶级政党，一般否认具有党性，掩饰党性。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述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先进性。这些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党性之中，要求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引导群众认识真理，自求解放，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不息等思想作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曾经指出，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增强党性锻炼。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共产党的党性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是在新闻工作中体现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原则的行为准则，是共产党对于新闻事业地位、性质、功能的总的看法，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处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新闻同客观事实的关系，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新闻事业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新闻事业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新闻事业内部的关系，等等。
不能把党性原则仅仅理解成为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而不提思想上、政治上的要求。也不能把党性原则理解为只谈新闻事业同党的关系，不谈新闻事业同人民的关系，把反映群众、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等重要内容排斥在党性原则之外。胡绩伟恰恰是在这些重要内容上曲解党性原则的。
究竟什么是党报的人民性？胡绩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撰文认为：就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或者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或者说：就是“为人民服务。”（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第２５７页）
胡绩伟所说的党报人民性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党报党性原则所具有的内容，这样的人民性应该和党性是统一的。可是，他在同一文章中又认为，“如果在党性之外，人民性没有它的独特的内容，有什么必要这样再二再三的强调呢？”他说，“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新闻工作论说集》第２６９页）
按照胡绩伟的看法，党性强调宣传党的主张，只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人民性才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党报的党性并不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他接着认为，党性强调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决策），人民性强调从群众中来（反映群众意见和实际情况）；党性强调按领导意图办报，对领导负责，人民性则是按群众意图办报，对人民负责；讲党性反映党内监督，讲人民性反映人民对党的监督。也就是说，在胡绩伟眼里，党报的党性不具有反映人民意见和实际情况，体现群众监督，按群众意见办报，以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等重要内容。这就是胡绩伟主张用人民性增强党性，同意用人民性“补充”党性的理论根据。
胡绩伟有关党性不具有人民性内容的论述，暴露了他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前后论点的矛盾。他在１９７９年说，党报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照此说法，上面提到１９８６年秋他所阐述的人民性的内容，理应包括在党性之中，而且构成党性的主要成分。可是，他特别指出上述内容是人民性所特有，是党性之外的。也就是说，反映群众意见，体现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一系列重要内容，都属于人民性特有，为党性所不能包容的。这就使他前后的论点处于互相矛盾的地位，后者否定了前者。人们不禁要问：胡绩伟主张的人民性除了上述“独特的内容”之外，还有哪些内容构成党性的主要内容，成为党性的来源（胡绩伟１９８１年底曾经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呢？！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不能把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把党报对党负责，同党报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像胡绩伟那样，把反映群众意见、体现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重要内容，说成是人民性所特有的，排除“在党性之外”，这样的党性还有什么内容，还有什么价值呢？！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不科学
胡绩伟于１９８１年底曾经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到了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发表声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不是他的观点；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又承认曾经主张过“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并且质问“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有什么错误？
胡绩伟“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比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包括哪些阶级和阶层，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的党性，是指无产阶级的党性。没有无产阶级的时候，当然没有这种党性。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用说不是来自农民或其它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虽然它的先进性是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因此，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如同不能把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不能把共产党的党性，说成似乎是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甚至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几部分人的共性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常识的。
实质是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胡绩伟有关“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一系列论点，必然导致主张要有任意批评党的重大决策的新闻自由，必然导致主张改变党报的喉舌性质，把监督作为党报的性质和第一功能，使得中央党报成为“监督我们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几个问题相互联系，一脉相承。
身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在动乱期间犯了支持和参与动乱的错误，并且在征集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活动中有侵权行为。
胡绩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现在大家对党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了。”在他看来，党是错的，他是对的，党性不行了，要讲人民性，要发新闻，制造舆论，纠正党和政府关于坚决制止动乱的错误。胡绩伟在动乱、暴乱期间的言行，对于我们认识他的新闻观点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大有好处。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某新闻单位部分编辑、记者在《声援学生声明书》中说，“在党犯了错误的时候有义务去提醒它，让它倾听人民的声音。”这不是胡绩伟党性人民性论点的写照吗！以胡绩伟为代表的错误新闻观点，是这次动乱、暴乱中新闻界一些单位和同志犯方向性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思想根源。
胡绩伟抬高人民性，阉割党性，否定党性原则，是要把党报（新闻事业）改造成为脱离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以监督党和政府作为性质和第一功能的“强有力的工具”。　　（原载《新闻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本报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