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情——记高级工程师周承材、范潮芝夫妇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报国情
——记高级工程师周承材、范潮芝夫妇
新华社记者 蒋永武 光明日报记者 朱振国
他和她，一对中年知识分子，２０来年竟然在山窝窝里为国家搞出２０多项重要科技成果。了解这对夫妇顽强拚搏精神的人，无不由衷地赞叹他们是甘苦与国相依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
这对中年知识分子就是济南军区某部高级工程师周承材、范潮芝。
“祖国的需要是‘自我设计’的座标”
周承材、范潮芝夫妇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同是贫寒的农家子弟，同在清华大学就学，都是靠国家救济款、助学金完成的学业。特别是有着同样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
１９７０年，读完研究生又经过一年多农场锻炼和农村插队生活的周承材走进军营，被分配到驻在山区的一个部队里。别人不解地问他：“你一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分到这地方，难道不感到委屈吗？”周承材说：“我这个靠助学金读出来的人，今天能为国家出力就心满意足了，有什么委屈的！”此后，周承材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当社会上“自我设计”的口号流行时，有的同行“跳槽”了，周承材却毫不分心。有的同学从外地、甚至国外来函邀请他去干这干那，他也从不为之动心。他说：“国家需要就是‘自我设计’的座标，我不能这山望见那山高。”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不仅自己扎根艰苦之地，而且还把爱人范潮芝从城市拉了来。
那时，范潮芝在江苏名城扬州市一个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早就知道周承材是个很有水平的角色，想把他拉过去。当部队领导提出周承材不要走，还要把范潮芝“特招”入伍的意见后，周承材和范潮芝在征得扬州方面同意后，满口答应了。他们认为，部队条件是差些，但自己所从事的国防科技事业，关系国家安危，为大局作出牺牲值得。从此，这对夫妇开始了在山区比翼双飞的艰难历程。
在周、范夫妇原来工作的单位，大家都知道一件“级别落地，科研开花”的事。一次调整工资级别时，范潮芝比同等资历的同志低了两级，周承材低了一级。原因是“档案资料不全，需外调”。面对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没有动摇献身国防事业的信心。他们的态度是：“你调你的，我干我的。”外调一拖就是一年多，调级没解决，可他们已完成了一个科技项目，其中一个装置被解放军总部作为换代产品向全军推广。
１９８５年，我国政府决定裁军１００万，周、范所在的武汉军区撤销，原单位简编，上级决定他俩转业到地方工作。这可了不得，来人来函相请的络绎不绝。有当地方领导的同学请他们去辖区工作，当所长的同学、当公司经理的亲朋好友登门请他们一展宏图，且都许诺他们在大城市，高薪要职。
在新的转折关头，周承材、范潮芝夫妇想的不是自己的“出路”，而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国防事业再多做一些贡献。他们唯一的准备工作是把母亲和孩子送回老家，等待新去处。然后就夜以继日地整理资料，维修设备，继续开展研究。他们奋斗１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居然又完成了一项国防建设急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个项目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奖。
周承材、范潮芝在被确定转业６个月后，济南军区领导已了解到他俩人才难得，品德高尚，希望他们调济南军区工作。有的同志觉得确定转业６个多月了，人家又有很好的去处，怕工作不好做。部队领导同志说：“跟他们商量商量，就算是第二次入伍吧。”听罢部队领导的意见，这对夫妻只沉思了片刻，就说：“行。啥时报到？”来人说：“越早越好。”第３天，他们就把行李家什扔上了去济南的卡车。
他们“第二次入伍”了。有人笑他们“缺个心眼”。他们却认真地说，我们不能把国家给的知识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此身不搏待何时”
一年夏天，周承材、范潮芝夫妇接受了一项重要科技项目。当时，范潮芝在家没白没黑地画图纸，周承材则千里迢迢到南京一家工厂加工一个部件。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他跑到离厂十几里的一个部队战士招待所吃住，晚上睡在没有蚊帐的有十几个床位的大房间里。招待所负责人看他身份证是工程师，劝他不要住这里，他几经央求才住下来。部件加工好，坐火车必须托运，要花一笔钱。而乘船可以随身携带，省钱。他毅然决定走水路。两头离码头都很远，雇三轮车要花一笔钱，乘公共汽车又怕挤坏部件，他就找了根扁担，顶着似火骄阳，挑着近５０公斤来到码头。下了船又把器材挑到部队。
设备研制出来，野外安装点离城镇较远，附近又无村庄。为了节省每日往返时间，周承材看中了稻田边一个废弃的牛棚。白天，饿了啃馒头加咸菜，渴了喝河沟水。夜里，山风刮得破旧的牛棚咯吱咯吱响，黄沙直往屋里灌，他满不在乎，一心一意扎到研究工作中。就这样，从六月麦黄到七月流火，直干到稻田结了冰，大雪封了山。周承材的脸晒得像非洲人，手冻得犹如烂土豆，终于攻下了这个项目。
度过青春，人到中年，年年月月，周承材、范潮芝夫妇从来没有过“八小时上班”的概念，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那是常事。人们计算过，他们每年至少要完成一年半的工作量，大学毕业２０年挂零，等于已为国家工作了３０多年。
有段时间，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成绩下降。家长会上，老师一再批评他俩“不管孩子家庭学习，对后代不负责任”。两口子这才商定，每晚轮流在家“值班”辅导孩子学习，不“值班”的去工作间加班。
一次，范潮芝凌晨四点醒来，见晚上去加班的丈夫还没回来，她往工作间打电话，好一阵没人接。“夜间静得很，电话铃那么响，他能听不见？莫不是真的被电打死了？”顾不得夜寒风冷，她披着衣服，呼哧带喘地赶到工作间，见丈夫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连隔壁的电话铃声都没有听见。
看到他们日渐憔悴的面容，同志们劝说他们要注意身体。周承材和范潮芝听了常常欣慰地报之一笑。他们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借以自勉：“正是报效祖国日，此身不搏待何时”。
一次，范潮芝在工作间安电灯时，不慎摔伤，膝盖肿得不能走路。送军区总医院包扎、敷药后，医生要她住院，她惦记着正在进行的工作，硬是不肯。单位领导让她全休，她却每日让丈夫用自行车推着，白天上班，晚上加班。一个多月，天天如此。
一天，周承材带领大伙到野外架设天线。突然，天线拉线断裂，２０多米高的铝杆滑倒，把他打倒在地，顿时昏迷了过去。在场的人员都惊呆了，只见他的右手腕划了一条１５厘米长的血口子，鲜血喷涌，赶紧将他送入医院抢救，缝了两次才算止住血。可伤口还没有愈合，他就急着要出院。医生不同意，他恳求说：“我手不能干，可脑子能转，出去当个场外指导总行吧！”医院只好让他边打针，边工作。打了一个多月的针，伤势痊愈。他满意地说：“我这一个多月的工作时间，不是‘捡’来的吗？要不力争，人生中的这几十天就算白活了。”
“个人名利事小，国家需要为大”
１９８３年，周承材和范潮芝从一些中外科技资料对比中发现，国外某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很快，再过两年就要换代了。而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着手研制。如不赶在此前上马，必将给我们造成很大被动。他们非常着急，向领导提出了自己研制新设备的想法。随后，郑重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写出报告。在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他们抓紧时间查阅有关资料，计算数据，制定研制方案。后来，周承材又专程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和方案，上级非常重视，同意了周承材的设计方案，并特批经费，列入计划。
但上级下达研制任务时，考虑到另外一个城市上这个项目的条件更好些，决定由那儿的有关部门具体实施。科研项目易主，领导担心他们想不通，来做工作。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出人意料：“只要对国家有利，谁搞都行。”随后，他们主动把自己用心血换来的设计方案和有关资料，全部送给了研制单位。
过了几天，范潮芝还不放心，对丈夫说：“老周，家里的事我管，你干脆去那儿帮他们搞吧，人家看你我的资料到底不顺手啊！”周承材赶到那儿，既当“高参”，又动手干。配合有关单位，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
这项科研成果后来获国家部委科技一等奖。有人劝周承材、范潮芝去问问奖励的事。他们回答：“反正成果是给了国家，个人奖不奖没啥关系。”
１９８２年前，周承材、范潮芝夫妇已出了２０多项技术革新和改造成果。但他们只管出力不管出名。一次，军区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他们所在单位检查工作，看到这里的很多设备和装置都是从来没有见过，查问哪来的，才知道是周承材、范潮芝夫妇的成果。
“你们为什么不报奖？”领导惊讶地问道。
“麻烦。”周承材说：“要写材料，打报告，层层审批，大家都麻烦。只要部队用着顺手就行了。有报奖的时间，我还不如用来为国家科技进步多搞几项研究哩。”
这对夫妻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们上大学的经历。在校期间，学费、书籍费、伙食费差不多都是国家给的。周承材的老父在临终时对儿子说：“我除了给你一个姓周的名字，别的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夫妇俩回忆以往，心情难以平静。他们认为把知识视为私有是可耻的行为，自觉做到名利面前不伸手，而且还把自己积累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人。
１９８２年，大学生周本超从华中工学院毕业后分到了部队。组织上决定让周承材来带他。看着这个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周承材满心欢喜。他亲自带着小周一起调查，帮助他选科研课题，手把手地教他设计方案，一年以后，在老周的指导下，小周就研制出了自动录音设备，获科技成果四等奖。上报成果时，小周把周承材的名字写在了前边，被周承材划掉了。小周再写上，又被周承材划掉。小周只好在说明书上写上一句：“感谢周承材同志给予了大力帮助。”这也被老周勾掉了。他严肃地对小周说：“我的知识是党和人民给的，传给你们是完全应该的，你不必感谢我！”
这些年来，周承材、范潮芝夫妇亲自带出的科技骨干就有１０多个。他们一个个挑起了本单位科研事业的“大梁”，新老同志团结攻关，一项接一项成果从这个山窝窝里“飞”了出来，飞到军区，飞到全军，飞到全国……汇成了一曲激越的报国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