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人之魂——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五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抗战军人之魂
——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五十周年
陆诒
半个世纪之前，１９４０年４月，入侵我国的日寇集结重兵，再度进犯湖北襄樊地区。５月初，敌军前锋已到达襄阳双沟，形势危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当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他审时度势，不顾众人劝阻，亲赴前线督战。
５月８日，张将军亲率总部直属特务营和７４师的两个团，由宜城窑渡口过襄河出征。行前，他亲笔写了致前线将领及３３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
致前线将领黄维纲等的信中说：“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致冯治安将军的信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连（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拚。设若与１７９师、３８师取不上连（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周恩来同志曾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６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其中写到：“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这是他对张自忠将军精当的评价。
张将军率部渡襄河以后，进军山地，出罐子口，在方家集附近与敌激战，将北进之敌军第３９师团截为两段，战斗剧烈，双方伤亡重大。５月１５日激战终日，旋接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敌军主力南下，命我军向南截击。张将军即率部再经罐子口南进，到沟沿里宿营。１６日清晨，战斗在罐子口附近打响，敌军抢占山上的制高点向我炮击。我军转移至杏仁山，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殊死之战斗。这时，敌军大量援军涌到，并出动飞机大炮配合作战，将我军总部紧紧包围。在敌众我寡、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张将军在南瓜店东山岗上，指挥战士往返冲杀，沉着应战，直至下午伤亡殆尽，他身负七处重伤，壮烈殉国。临终时，他还向随从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良心都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
冯玉祥将军曾在悼文中说：“抗战以来，以兵团长兼集团军总司令，亲率队伍，冲杀敌人，受伤不退，力战身殉者，此为第一人。”
抗战初期，我有幸在前线多次访问张自忠将军，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忆首次访问，时在１９３８年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地点是在鲁南向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远处尚有炮声，敌机不时在高空侦察。
那次他接见我时，身穿一套灰布军装、布鞋，剃着光头，态度诚恳、谦和。他身材高大，体格结实，浓眉大眼，说话声音响亮，精神极好。西北军那种朴实、勇敢的风格，在他身上充分显示出来。
我们的谈话，从台儿庄战役谈起。他说：“我们在台儿庄一仗打得很好，好在各军之间协作配合得好。可惜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兵力，未能及时向峄县、枣庄方向大举追击，扩大战果。我们前些日子在临沂打仗，也是打得太匆促。当我奉命到临沂近郊作战时，敌军坂垣师团已围攻县城多日，形势非常紧张。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猛攻之下，庞炳勋军团长带领五团步兵坚决抗战，守此危城，很不容易。他已年过五十，作战经验丰富，资望也高。过去我们都是西北军冯先生（指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中原大战时，他受蒋的收买，倒戈反冯，跟我们打过仗。现在大敌当前，过去的一切宿怨私仇都不应该计较了，我们要团结抗战，枪口对外，这不是口头上说说的。我这次服从他的指挥，协同作战，打胜了临沂之战”。
我说：“这次张将军与庞炳勋部队在临沂并肩作战，粉碎了敌军坂垣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胜仗，也在政治上打了胜仗，为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作出了好榜样。你在抗战开始时留守北平那段经历，外间仍有传说，你是不是谈谈，澄清事实真相？”
他听了，恳切地对我说：“当时我奉上级宋哲元将军之命，留守北平，忍辱负重，掩护二十九军的撤退。我看，过去的事就不必去谈了。军人应当以死报国，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让今后的事实去澄清外间的传说吧！”
五月中旬，敌军快速部队突然袭取徐州西南角上的永城，进而切断陇海铁路，包围徐州。当时我军在徐州外围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大都装备低劣，而且历经战斗，伤亡重大，亟待补充整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我军分三路突围，避免与装备优势的敌军进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并任命张自忠将军所部作为后卫部队，在突围战斗中掩护我数十万大军安全撤退。在战局关键时刻，张将军毅然受命，亲赴第一线指挥部队边打边退，始终掌握好部队，有条不紊，并主动承担起收容沿途各部队失散官兵和伤病员的任务。
徐州突围时，我和一部分新闻同业跟随张将军所部第三十八师骑兵连行军作战。在黄维纲师长亲自指挥下，我们从杨楼与黄口车站之间，插过陇海铁路，冲出了敌军的包围线，无一伤亡。张自忠将军曾命令全军大小军官一律不准坐车、骑马，用所有的车辆和军马运送伤病员。我在行军途中亲眼看到张将军以身作则，不骑马，不坐汽车，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他还命令全军官兵沿途不准骚扰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守纪律。我们在豫东平原上连续行军四天。为了防止敌机空袭，经常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经过拓城、太原等地，最后到达扶沟，部队奉命就地休整。
这时，我采访了张自忠将军，与之亲切交谈。他说：“这次突围，我们看到敌军兵力分散，包围圈内留下许多空隙，因此在突围中没有重大战斗，部队也未受损失。你们在突围中同我们一起共患难，招待不周，受苦受累了！”我们都非常感激他。最后，张将军派出军车送各报战地记者到许昌，搭上平汉路火车赶回武汉，及时报道徐州突围战讯。
武汉会战时，张自忠将军率部坚守潢川，阻止敌军达半月之久。武汉失守后，他率部转战随县、枣阳，屡建战功，升任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１９３９年７月底，我到达湖北宜城，适遇１８架敌机疯狂轰炸这座小城市。在投下一百多颗炸弹的同时，还散发了汪精卫主张屈膝投降的传单，这在当时还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张自忠将军所部经过最近一次随枣会战之后，正在宜城附近整训。我到赤土坡第三十三集团总司令部驻地，又一次访问了张将军。他十分兴奋，同我紧紧握手说：“去年徐州突围豫东一别，已有一年多了。你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得多住几天，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多谈谈。我对新闻界朋友还有意见要提呢！”我说：“当我从重庆出发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一再嘱咐，要我向前线抗日名将约稿并征求对我们报纸的意见。张总司令肯对我们提意见，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
接着，他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方士气，作用很大。前方部队需要文化食粮，其迫切程度不下于给养和弹药。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主和的传单，加强对我们的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反而不及从前。记得去年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一周之前的汉口各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当时官兵们看到报纸都极兴奋，对抗战形势心中有数，认为我们的鲜血决不是白流的。此刻我们关心国内外抗战形势，特别关心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内团结问题，但在前方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特提出呼吁。”
我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在报上大声疾呼，促进各方重视，求得解决。我这次所带少量报刊当如数捐献，先供大家阅读。”张将军表示欢迎。
我在总部几天中，看到张将军倾注全力在训练部队，有时到操场上视察他们的劈刺动作，有时找下级干部个别谈话，起早摸黑，非常忙碌。
有一天，我见到他正在向伤愈归队的官兵们讲话，方式很特别。他先按名册点名，然后逐个地问伤在何处？如果敌人的子弹是从胸前穿进的，他就叫他们站在前几排，张将军走到他面前，亲手抚摸他们的创伤，亲切慰问。可敬的抗日英雄们一个个都圆瞪着眼睛，向他立正行军礼，并大声报告。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右肩膀，是敌人的机枪子弹从前面打进去的。现在子弹已经取出，伤口尚未全好。那天听到刘占魁班长有便车回前方，大夫还不让走，我顾不得这些，就走了。反正到前方来休息三、五天就行，谁还肯呆在后方。”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前胸，那是冲锋时被敌人刺刀刺伤的。现在伤口好了，我回前方跟敌人算账来了！”
几乎大部分弟兄都有一段英勇作战的事迹，用朴素的语言来叙述。只有极少数人是子弹从背部穿进的，他们在向总司令报告时低垂着头。
张将军听完大家报告后，开始讲话。他不用老一套方式，而用问答式来激励士气。例如他问：“日本军国主义者硬要我们做亡国奴隶，还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像牛马一样过奴隶生活，你们愿意吗？”众答：“那不答应！”又问：“不答应，那应该怎么样？”众答：“只有同日本兵拚刺刀，痛痛快快干它一场。”又问：“单靠咱们军队去拚，行不行？”有人回答：“行！”也有人说：“还不够！”又问：“究竟应该怎么干才对？”众答：“必须同老百姓联合起来，大伙儿一起干！”张将军微笑说：“那就对了！”最后，他勉励大家，回到部队以后，要勤于操练，提高杀敌本领。
我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停留一周后，就告别了张自忠将军，从宜城经过襄樊到洛阳，渡黄河，经过中条山战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没有料到这次和张将军握别竟成永诀，留下无限的深切怀念和哀思！
张自忠将军在抗战时期的光辉战绩和英勇牺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共两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纪念张将军殉国五十周年，我们要发扬他那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海内外的同胞，共同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