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话剧《圣火》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话剧《圣火》的启示
马也
标题这句平常又笨拙的话，是几个月前观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天边有一簇圣火》时最想说的一句话。
应该说郑振环和他的《圣火》的贡献首先不在于那“无场次”和“小剧场”的形式。我们知道，现代戏难搞，军事题材的现代戏更是难上加难。难在何处？难在对“现实”和对“生活”的认识、把握和开掘上。作者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和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现实生活，其作品必得经受历史的考验。
郑振环似乎很笨：他不选择现成的材料，而是选择正在进行的生活去创造。偏又选择军事生活，偏又选择“天边”、戈壁、荒漠，偏又选择一个“没有绿色和女人”的小哨所——那是我们睡觉他们站岗、我们过年他们巡逻的七条军汉。荒凉、枯燥、乏味、单调、重复。郑振环实际是聪明的：别人想不到的我去想，别人不敢碰的我去碰；“我偏要选择最难的”，只这一点也就照亮了许多也说明了许多。这不是“出奇制胜”这是“硬碰硬”；也不是郑振环“有”生活，而是他比别人更懂生活，更能把握生活和发掘生活。
春风杨柳，良宵圆月，最易入诗入词，但是若把荒凉写出温暖、把枯燥写出生机、把乏味写出深情、把单调写出丰富、把重复写出起伏，从７个人物中去构织冲突，透视命运，生生地由小哨所写出大社会，由小人物写出大气魄，由小题材写出大内涵，那就非有较深的功力不可。艺术家若缺少对于人、对于生活的深刻广博的体验，这恐怕就是不可能的了。
生活是什么？真是说不清楚。我们强调“从生活出发”，这个理论的真正用武之地在于抵制闭门造车，它堵塞了廉价作家作品的欺人之道。但这并不一定保证能出优秀的或伟大的作品。因为作家还必须对生活加以消化、理解和把握。
说作家是思想家，实在不是份外要求。剧中人蓝禾儿的“生活”很多都是被（传统、习俗、思想）规定好了的，连与演员谈对象他都认为是不正派，但刘清涧却不是。刘清涧是在创造生活，他为戈壁滩带来了丰富多采和勃勃生机，他是现代军人的形象。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创造力的现代人，其次才可论到他的思想解放或者不僵化。
粉饰生活，如果不是有所顾忌就是低能的艺术家，二者都写不出人生真味和生活真貌。假大空永远不可能具有艺术的力量。需要粉饰的时代都是虚弱的时代，需要粉饰的英雄都是伪英雄。但是一味抱怨生活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中国作家容易走一条非此即彼的路：为了反拨文革的“粉饰”风，于是便矫枉过正，以为必得尖刻地抱怨生活，似乎生活给予他们的太少。抱怨甚至仇视生活的表现是，通过人物之口来宣泄一些艺术的外在题旨，出了气，却伤了艺术。事实上，谁如果抱怨生活给予他的太少，也证实了他自己不够坚强。没有任何一处的生活总是地狱，也没有任何一处的生活总是天堂；无论是东亚或是北美，生活总免不了挫折、失误甚至黑暗、腐败，但只要它是生活！光明与美好总是大面积存在的。而且，在光明中有黑暗，在黑暗中有光明；在美好中有丑陋，在丑陋中有美好；在希望中有失望，在失望中有希望——在更多的时候，这些正负因素总是辩证共存、难解难分的。
蓝禾儿，为祖国可以说献出了一切，但是就那么“一点点”要求（提副连）也难以满足，这里面恰有“黑暗”的东西在用力；然而恰恰是这种“黑暗”造就了玉成了这位“当代英雄”。郑振环之高明正在于此，他没有回避掉“黑暗”，然而“黑暗”却成了（蓝禾儿）光明的契机和推动力。在蓝禾儿“提干”问题上，“上面”的“不正”恰恰显出了从营长、连长到司务长的一群军人的可爱与可敬。
观《圣火》，看郑振环，他真的是拥抱生活，热爱生活。他绝不回避生活，不回避冲突并赋予冲突发展与解决的必然性，但也不咒骂生活。他的某些人物形象可能是有缺点的，但他们却是可爱的；他不放过人物身上的任何失误和缺点，但他也原谅了他们。刘清涧这个现代带兵者并非一贯正确，而蓝禾儿这个传统军人形象，身上有那么多毛病（有时令人可气！），但却有着他的崇高。一句话，作家真正理解了生活，理解了人，尤其是理解了军人。这使《圣火》超越了它的军营题材而走向了中国现实生活的一般；我们通过军人这个切点或视角看到的是人；军事作品自动地飞出了它的“军事”疆界而汇入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或民族的艺术之林。
整部戏的结构以蓝禾儿的命运悬念开始也以这个悬念的发展、落下与解决而告终。冲突的选择巧妙有力，进展和结局都带有必然性，这是戏剧的力度和真实性所应必备的。蓝禾儿的命运发展实际上是由社会的历史和人物的历史的必然性操纵着：在这里你（蓝禾儿）即使将五个生命全都献给了事业，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你的伟大与崇高，但是你也必然要复员而不是转业和“提干”。“历史之力”往往是潜在的，它增强了戏剧的和人物的“命运感”。蓝禾儿的命运线索潜藏于社会历史之后，潜藏于他个人历史的底层。历史是严酷的，因而命运也就变得严酷了。蓝禾儿、刘清涧和巧巧的“幻想”与“希望”增强了命运悬念的力度；尤其是当这希望不能实现，当巧巧的白发永远不能变黑之时——剧场中所有观众的情感便全部倾注到那个或那些伟大的军人身上了。这才是艺术的戏剧的辩证法！蓝禾儿军人生涯的终结，标明上一代“军事风格”的终结；刘清涧以及罗长贵们无论有多少稚嫩，但已分明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春日消息。
历史的局限，更多的限制了人物的才干与能力，但未必能局限住心灵和境界。丢开了心灵而只着眼能力，这倒成了剧作家的局限。郑振环在戏的整体结构上出现了断裂，这泄露了他在形象构思和立意上的犹豫：一方面意识到了蓝禾儿命运贯串线索的重要性、发掘人物内心路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牵挂着表现新旧文化观、新旧带兵方法、现代与传统的——“道”与“理”。即是说，他受着人物形象之外的理念的诱惑和压迫。
总之，启示也好，经验也好，似乎只有一条：生活，先于一切，生活，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