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
　　弋人
涿州会议是指《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和直接关怀下，联合召开的一次组稿座谈会。这次会议是１９８７年４月６日—１２日在河北省涿州市召开的，因此，就把它简称为“涿州会议”（或者“涿县会议”）。
一、会议的由来
１９８６年冬，由合肥、上海、南京等城市发起的学潮，很快波及了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大学生们不仅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有的甚至冲击地方党政首脑机关，严重地影响了全国社会秩序的安定，干扰了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大业。这次学生闹事，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党内。１９８５年，由于全党比较认真地执行了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使作协“四大”后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时有所收敛。但是，到１９８６年１月，原来发展得比较好的形势，又开始出现了逆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的领导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提倡“三宽”（宽松、宽容和宽厚）；有的还认为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专用品。此外，还由于一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他们原都是共产党员）等，又借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到处煽风点火，四处兜售他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行全盘西化。特别是到１９８６年７月以后，在全国各种名目的、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大小小的讨论会、纪念会、宣讲会上，在报刊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一次大肆泛滥起来，占领了党和政府的相当一些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泛起的自由化思潮还主要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一次，性质就更为严重了。矛头已经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和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这就为１９８６年冬的全国学潮提供了思想准备。
因此，党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于１９８７年１月６日至３月１６日，先后发出了第１、２、３、４和８号文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斗号召。为了顺利地开展这场政治斗争，还及时地规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现在在群众中（包括年轻人）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在那里敲边鼓的，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把资本主义一套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我们真正搞现代化了。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这种自由化就是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
为了在文艺工作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党中央和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形势作出的决定，上述三个单位才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一边学习文件，领会中央开展这次反自由化斗争的精神，通过反思，提高认识，一边开展组稿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专家、学者、编辑、作家、文艺理论工作者。此外，出席中宣部文艺局召开的全国文艺处长会议的代表也列席了这次座谈会，总共１２０余人。理论界和文艺界的老前辈熊复、林默涵、刘白羽、姚雪垠、马仲扬、陈涌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到会指导。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等同志也以东道主的身份看望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在会上讲话。
二、会议的中心任务
这次座谈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认真学习１９８７年初以来中央连续发出的有关文件，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不仅如此，会议还联系近几年政治思想领域，甚至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在会议期间还交叉地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同时要求大家团结文艺界大多数同志，严格掌握党中央规定的政治界限，批评文章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具有可接受性、可读性和科学性，不能搞以“左”批右，那样会适得其反。熊复同志在讲话中首先为当时正在形成的反对自由化的国内大气候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化两条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马仲扬同志在讲话中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始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自由化力量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实行“和平演变”，乃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基本国策。几十年来，不管是在美国同我建交之前，或者建交之后，美国政府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不曾含糊过。老作家刘白羽同志着重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到１９８７年春展开的反自由化的斗争，经历了７年多的时间，前后有过五个回合。他还对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他的看法，即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问题。
林默涵同志在讲话中分析了文艺界为什么会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这场斗争经过的一些情况，以及要高度重视并搞好这场斗争等三个问题。他最后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得到上面有的人的保护，搞了这么长的时间，不仅形成了一股思潮，而且还形成了一股势力，并且有港、澳、台及国外势力的支持。国内有什么动静，外边马上就有行动、有表示，如学生闹事时美国之音就积极煽风点火。他还指出，我们对这种情况一定要有高度警惕，要认真对待。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严肃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大，许多人现在还不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危害性……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无所畏惧。不但自己参加斗争，而且要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战斗。从这场斗争中培养和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列主义理论队伍。
陈涌同志在讲话中分析了新时期文学１０年的成就与问题，他要求把批评文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文艺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破和立结合起来。此外，他还讲了学风和文风问题。他最后指出，不管我们以往受了多少的压力，但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终究会被人们接受。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老作家姚雪垠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谈他在接见港澳记者时谈到了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对他们讲，不能把大陆的制度强加给香港，但香港也不要干扰大陆。如果你们强加给我们，我们就要批评。
孟伟哉同志在讲话中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三个不同层次上的情况。第一个层次，就是指那些自觉地、系统地提出中国应全盘西化的人，他们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类人只占极少数。第二个层次的人要多一些，但他们的主张不如前一类人那么系统，也不如前一类人那么自觉，他们主要表现出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怀疑、摇摇摆摆；第三个层次的人，主要表现为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他说，因此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反自由化搞成一场像过去那样的政治运动。斗争应严格限制在党内，限制在思想、理论、文化领域。主要解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还通报了《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合刊上发表了侮辱、丑化藏族同胞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以及编辑部所犯错误的情况。
在座谈会期间，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同志在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后说：“这个会开得很好！中央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已经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指示，希望同志们结合文艺界的情况认真贯彻落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开展起来，希望社会主义文艺更繁荣起来！”
此外，还在会上印发了三家报刊组稿的选题。《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郑伯农同志代表三家编辑部作了关于文章选题的说明。
通过一周的学习和讨论，与会同志在下述几个问题上有了共同认识。他们一致认为，这场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主要还是限于理论上、政治思想上的斗争。但是旗帜必须鲜明。会议还希望与会者在会议结束后就拿起批判的武器，积极行动起来。批评文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还必须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要阐明的理论问题进行缜密的分析，文章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应作到如中央文件所要求的那样，把批评文章的写作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对待，尽量使文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实际问题、批评错误思想的科研成果。要求文章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批评自由化的文章，被批评者均有答辩的权利和机会。
近几年，在我们的出版物上传播了不少西方当代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观点，从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艺术观到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对广大青年学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些东西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以泛滥的思想理论依据，批评这些错误的观点就有助于清除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助于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
在批评自由化时，仍然要坚定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还要始终如一地支持学术上的大胆探索精神，要允许探索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和失误。总之，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事业健康地活跃和繁荣起来。
三、会议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突然出现了大逆转
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开得好的标志就是全体与会者经过几天的集中学习讨论和相互切磋，在思想上提高了对反自由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与自由化进行斗争的自觉性，提高了理论政策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涿州会议是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的。在会议进行中间，与会者中有人鉴于１９８３年清除精神污染（实质上也是一次反自由化的斗争）中途夭折的经验教训，对这次反自由化的斗争是否能顺利开展起来，会不会又一次夭折，也流露出某种担心。不幸的是，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但是，对于将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盯住这次涿州会议的，既有代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和他的“精英”智囊团，还有海外反共势力。涿州会议是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２日结束的，４月２１日《光明日报》才公开报道了这个会议。不几天，赵紫阳的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就派人调去了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材料。接着，外地就传出涿州会议犯了错误的种种流言。有的代表回到单位后原定是要进行传达的，也在无声中被取消了。几乎在这同时，这次会议的一些简报材料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海外。于是海内外的一些人上下串通、里应外合、沆瀣一气，对涿州会议发动了一次联合大围剿。他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其伎俩之卑劣，用心之恶毒，到了令人齿冷的地步。这类政治谣言又出口转内销，反馈回北京，就又成为某些人搞文化专制的口实。举几个例子来说：
香港《信报》发表了《评熊复涿州讲话》的文章（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６日，作者陆铿），造谣污蔑涿州组稿会议是“以最好的伙食标准，据说高过空军伙食标准的待遇作钓饵，希望把全国各地的秀才集中起来，组织一个大写作班子，针对文艺理论问题出击。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组织‘梁效’（两校）和‘罗思鼎’（螺丝钉）之类的东西，在理论和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还心怀叵测地说，是希图对“理论和文艺战线的改革者们，组织一次大围剿”（按：公然把搞自由化的人美化成什么改革者——笔者）。
《镜报》以《涿州会议密件背景》为题（１９８７年６月号，作者施华），在文章里说，“会议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组稿座谈会’，而是由中宣部召集的、清一色‘左’派文艺理论家主持和发言的、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艺党官发号施令的会议”，是一次“宗派主义会议”。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把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污蔑为“是近几年来专门打棍子的文艺界的极左派”。
反动刊物《九十年代》（１９８７年７月号）发表了署名陆京士的文章，胡说什么“通过涿州会议，极左派是想在今年９月的中共十三大以前，再一次给‘反资’（按：即“反自由化”——笔者）加温升旗，以抢占更多的权力山头”。他还无中生有地胡说，“组稿座谈会开出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人民币九十元，相当于一般大陆报刊稿酬的十倍”；还进一步造谣说：“前不久，邓力群、林默涵、王忍之、贺敬之的写作班子共写出了四百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这些高价征集来的大作，虽然由陈涌、姚雪垠、臧克家审稿，但筛选来筛选去，据说却连一篇也挑不出来。”他们还对我们文艺界、理论界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文艺、理论战线上的领导人进行种种恶毒的人身攻击，并称他们为“左王”。这个《九十年代》还造谣说，邓力群主持的政策研究室还编造了所谓“二十人黑名单”、“十人黑名单”、“七君子（后免去二人）名单”的治罪黑材料，等等。
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５·１３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子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正如《九十年代》（１９８７年７月号）所说，“从反右突然转向反‘左’。中国政局有了新的变化”。署名方文亮的发表在《镜报》（７月号）上的文章说：“中共代总书记赵紫阳５月１３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千人大会上讲话，向步步紧逼的左倾政治势力发动反击”。《九十年代》也报道说：“风向骤变，反自由化急刹车，个中转折微妙”。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当时和后来都证明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很大的鼓舞的组织措施。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被包庇下来，鲍彤、陈一谘、严家其这样一些人物得到提拔重用。
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额手称庆，欢喜若狂。香港支持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舆论界以《秋天里的春天》为题，为赵大唱赞歌。有人在《九十年代》上著文说，赵紫阳一举拔掉了两个‘毒钉子’可谓高明之极”。同时，赵紫阳也被西方舆论誉为“铁腕人物”。
赵紫阳一巴掌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打翻在地，应声而起的是一片反“左”的噪声。从这以后，整个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自由化思潮就越演越烈，越来越肆无忌惮，终于与国外反动力量相纠结，酿成了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
四、反思后的几点共识
邓小平同志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的第五天，即６月９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要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他还着重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我们这些年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所以：
一、１９８３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只勉强搞了２８天，中途夭折。不仅如此，还放纵一些人把积极投入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革命同志，蔑称为什么“清污分子”。结果是自由化思潮愈发不可收拾，终于在１９８６年冬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闹事的严重事态。１９８７年春开展的反自由化斗争，本来正在健康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就不搞了，甚至姑息养奸，养痈遗患，从而使自由化思潮更加恶性膨胀起来。迨至今年春夏，赵紫阳同志走得更远，干脆与自由化思潮合流，并不惜分裂党、支持动乱，致使党和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对于自由化，任何时候都不能手软，不仅要抓，而且要一抓到底。
二、文艺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灾区，对于这个情况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其实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近几年中央一级和地方上的有代表性的文艺报刊上发表的宣扬自由化的理论文章、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以及美术、音乐、戏剧方面的那些宣扬自由化的作品翻一翻，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现在有的人，最怕别人去翻检他们的刊物。所以必须彻底扭转这种情况，必须在文艺界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文艺战线上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僵化、保守的一派同什么改革开放的一派的矛盾，也主要不是这拨人和那拨人的矛盾，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种思想、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的矛盾。事实一再证明，自由化思潮乃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一股破坏性思潮。因此，要理直气壮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使文艺舆论阵地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的人手中，才能团结广大文艺界的同志共同战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只能造成文艺思想上的混乱，只能把文艺创作引向邪路；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文艺创作才会合乎文艺规律的要求而繁荣起来。这样的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真正繁荣。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０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