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西南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
西南文艺界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时，开始了文艺整风学习的准备工作。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文艺界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以毛主席的文件为武器，深入地检查文艺思想。重庆市文联亦于是日召开了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准备文艺整风的动员。六月二十二日重庆市文艺界正式开始了整风运动。早在去年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展开之后，西南文艺界某些单位，如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研究室、西南军区某步兵学校文工团，以及云南军区全军的文艺工作者、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等，对文艺思想即已作了初步检查。在五月二十三日重庆市文联召开的西南暨重庆市的文艺工作者大会上，重庆市文联主席任白戈和副主席沙汀均作了报告。任白戈讲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文艺界在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中所获得的成绩后，指出了西南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号召大家要认真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努力。沙汀在报告中检讨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并希望全重庆市的文艺工作者在整风运动中，明确工人阶级的立场、思想、观点，在思想改造上取得胜利。
新华日报和“西南文艺”都陆续发表了一部分文艺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检讨性的文章。沙汀在“我对文联工作的初步检讨”一文中，检讨了他在西南和重庆市文联的领导工作中，忽视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他在对“西南文艺”、西南文联筹委会机关工作的领导中，忽视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西南文艺”发表了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该刊与群众的联系也很不够。在重庆市文联的领导工作中，他忽视了群众的文艺创作活动，例如去年重庆剧协举办了一次独幕剧的征文，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三百四十八件来稿，其中较好的如“老当家”、“光荣花”等都是工人的创作。沙汀说：“谁估低了它们的发展前途和它们在整个文艺事业发展中的巨大意义，谁就会犯错误。”但是他自己对这一部门的工作却极少主动的布置和检查。同时他对待“说古唱今”也采取不够负责的官僚主义态度，很少检查刊物的思想内容，以至刊物上不时出现表现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如最近一期发表了“劳动生产当模范”，就在那里公开宣传个人名誉地位思想。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李长路在“电影、戏曲、文艺教学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检查”一文中，指出了西南文艺批评空气的稀薄。如在西南放映电影“武训传”时，当初曾有人为它捧场，甚至鼓掌，但对这部反动影片的讨论，并未能很好展开；在戏曲的创作与演出中有反爱国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在文艺教学方面，如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大学中文系等，都严重地存在着混乱思想。在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文艺教学中多是搬弄资产阶级的洋教条，有人认为只有西洋的音乐和美术是科学的，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民间艺术不科学；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有人死啃着废纸残堆不放；在重庆大学中文系则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与教条主义的教学观点。
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在“我的检讨”中，检讨了由于自己并未在长期战斗环境中彻底地进行思想改造，因而在进城之后没有抵抗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袭击，以致给部队的文艺工作招来了损失。如由于不适当的注意“战斗文工团”的“专业化”，盲目的扩大组织、采购不必要的物资，错误地想把文工团建设成一个学院的样子，把资料室建设成小博物馆式的。而对于西南部队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却很少创作和演出。
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嘉瑞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检讨了他在云南文联筹委会机关领导工作中，忽视了文艺工作者到实际斗争中去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当文联筹委会有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减租退押斗争时，他就嚷着：“文联的人都调空了，工作没有办法推动。”对“云南文艺”，未能认真从思想上加强领导，以至刊物上出现了范启新反对文艺中有党的倾向性的错误言论。他还批判了自己在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倾向和过去在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西戎在“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自己”一文中，就川西区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混乱思想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进行思想改造，并且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安春振在“在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上的检查”一文中，检讨了他在领导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学工作中的盲目崇拜西洋和单纯技术观点。他说，同学们“可以创作出完全西洋风格的曲调与伴奏形式，而不能创作出有民族气派的为群众所喜爱的歌曲。”，“他们热衷于大的形式，看不起群众歌曲，甚至连荣获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比赛二等奖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样的杰作都看不上眼。”在实习演出的节目中，占了大部分的是群众不能接受的西洋的练习曲、舞曲。
重庆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何剑熏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文中、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文艺教授袁珂在“初步检查我的文艺教学思想”一文中、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禾在“必须改造我的文艺思想”一文中，都分别批判了他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教学中的教条主义。
西南人民文工团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春贵在“初步检查我们的工作”一文中，检讨了该团的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分配某人饰演某角色时，若被某人认为在这戏中是不能表现自己的，则“宁愿不演，原因是怕丢掉自己原来争得的‘表演出色’的牌子”；还有的人是“专为稿费而创作，写好一篇稿子之后就牵心挂肠的计算能得多少稿费，怎样分配花用”，“他们反对集体创作，为的是怕不能独享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