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伯爵焚稿想起的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由伯爵焚稿想起的
范敬宜
听说过这样一件轶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一位失宠的伯爵，隐居在荒岛的灯塔上埋头从事历史著述。一天，灯塔下发生一起斗殴事件，伯爵站在窗口观看了整个过程。第二天，一位朋友来看望他，谈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叙述的情节竟与他亲眼见到的大相径庭。伯爵感慨万分，喟然叹曰：“昨天刚发生的、而且都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两个人的结论尚且如此不同，何况是千百年前的历史！”于是，他把已经写成的书稿付之一炬。
如果这件轶事只是说明历史的难写，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我决不赞成那位英国伯爵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态度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事实终究是历史事实，任凭怎样掩盖、歪曲、篡改，最后还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直的历史学家，从来只对历史负责，而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褒贬、毁誉。焚稿，只能说是对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相的不负责任。
１９８９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千千万万学生、教师、学者、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亲自经历了整个过程，目击了全部事实。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还缺少一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对这动荡的５６天的纪实性著作。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落笔，也许是因为事情过于复杂还没有理清头绪，也许是因为对问题的认识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是还在等待什么……然而，西方的宣传家却仍在无休无止地胡说八道，往这段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上任意涂抹斑驳陆离、千奇百怪的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车慕奇同志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他本身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已经“超期服役”的新闻战线老兵，长期的慢性病使他已经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健笔纵横，日试万言。但是，他勇敢地拿起了笔，写出了他认为应当写出的历史真相。如果他不写，没有任何人苛求他；写了，有可能招来一些麻烦。然而，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在如此重大、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面前，他不能像那位英国伯爵那样保持沉默，而应当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尽管他非常清楚，在震耳的喧嚣中，他微小的声音不足以振聋发聩，但他相信，正义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当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的时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一定会在丛中微笑，得到它应有的评价。
作为车慕奇同志的朋友和同行，我首先对他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同时也感谢他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信任。言之无文的我，写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想说的只是证实一点：他说的都是真话、实话。这些真话、实话，不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才说的，而是在那惊心动魄的５６天中，经常通过电话、见面向我讲过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对历史、对自己负责的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的实实在在的话，我完全相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