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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富春同志的献身精神和求实作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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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05-21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李富春同志的献身精神和求实作风
安志文 房维中 王光伟 贺光辉
今年5月22日,是我们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富春同志的九十寿辰。
富春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在计划经济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75年初与世长辞。我们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缅怀、崇敬之情实难抑制。现在主要说一说他在编制和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献身精神和求实作风。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称颂,理由有两条:第一,它充分体现了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第二,它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个计划执行的结果,完全符合现在我们常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要求。第一个五年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现在有许多还值得大家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用三年时间,就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那个烂摊子,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支持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早在1952年春,党中央就提出要着手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由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陈云、李富春两同志负责准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形成了初步的设想。当年8月,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洽谈援建项目问题,并学习他们计划工作的经验。9月底,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富春同志继续率代表团留在苏联,对援建项目逐一研究,花费了大量心血。苏联援建项目,逐步增为156项。它们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骨干项目,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富春同志在苏联期间,还用心学习和研讨他们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当时的说法叫作“取经”。由于我们工业基础太差,编制计划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求援”和“取经”是完全必要的。但就在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很明确的,即“求援而不依赖”,“学习而不照搬”。富春同志就是严格遵守这个方针办事的。
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富春同志遇到问题,就与周围的干部商讨,向专家请教;重要的问题,及时向恩来、陈云同志汇报,有的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他这种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反复研究、及时报告的良好作风,也就是求实的作风,自然可以避免失误,提高效率。下面可以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富春同志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当然,其中有些是恩来、陈云同志的建议。
在速度问题上,开始曾设想工业生产年增长超过20%,农业生产达到7%。经过多方研究,认为指标过高,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于是将工业速度定为年增长14.7%(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农业速度定为4.3%。众所周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五年工业生产的指标,四年就完成了;农业生产也如期完成并略有超过。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在拟定计划时,因有许多难以预见的因素,必须留有余地。计划超额完成,我们工作主动,人民群众高兴;如果指标定得过高而完不成,必将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工作也就很被动。1953年春,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不能百废俱兴,分散使用力量。这是有针对性的。
在各部门的关系问题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方面,这是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家经济发展实际需要所决定的,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否则无法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同时考虑到,重点过重,就会产生不协调。在中国,人口多,要吃要穿,农村人口当时又占90%以上,因此必须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相应发展。在编制和执行计划中,对农、轻、重的投资和生产速度进行过多次调整。执行计划的结果,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对建设新企业和发挥原有企业作用的问题,对建设大型骨干企业和兴办中小企业的问题,对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都解决得比较合理。我们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对这些问题往往缺乏全面的考虑,出现了片面性。例如,在建新厂和改造旧厂的问题上,往往只强调新建大厂,对原有企业特别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重视不够,花的钱很多,时间拖得很长,整体效益并不好。新建大厂又往往一拥而上,急于求成,造成很大浪费。
富春同志在建立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提出过很切实的意见。早在1953年,他就指出:对不同的经济成份和不同的企业,在计划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对国营经济,应是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但企业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要求也不能千篇一律。对非国营经济,应实行间接计划。其中,对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公私合营的),可以经过计算编制简要计划;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私人工业,只能根据典型调查推算,在总的方针政策下,编制方向性的估算计划。在这里,他实际上已提出三种计划管理形式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系。我们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实行了这个办法,效果是很显著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于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同年7月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在此以前,实际工作已按计划草案进行。实施计划的重担,自然主要落在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党中央分管工业的富春同志肩上。他日夜操劳,经常工作到凌晨。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计划任务,党中央抓得很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都经常参与讨论,亲临企业或基建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156项援建项目的基建工程,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正如计划的序言中所指明的:“采取积极的工业化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而在这个主要基础上来继续利用、限制和改造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保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15页)为了保证156项工程按既定的计划进行,富春同志经常召开会议,逐个地讨论厂址的选择,厂区的布局,设计、施工进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配套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他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又善于作出合理的结论。他往往开完会就亲自去现场视察,严冬顶着风雪,盛夏冒着酷暑,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岭和江河湖泊之间,弄清楚建设的种种具体条件,使设计、施工计划趋于合理和完善。
在富春同志和广大建设者多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下,156个重点项目,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发电装机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未能达到原定规模外,其余的都实现了计划预期的目标,达到了设计能力,这在世界工业建设史上是罕见的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干,我们扩建了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了大型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飞机、拖拉机、船舶、新式武器等制造工业,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富春同志长年日夜奔波的巨大劳绩和功勋将永留人间。
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他那无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那严格的求实作风,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壮丽,更加伟大!
(附图片)
60年代初,李富春(右一)、蔡畅与彭真、杨尚昆在北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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