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同志在经济战线上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春同志在经济战线上
吴俊扬　高风岐　曹家瑞
我们三人竟会有这样的同感：每当我们思念富春同志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联想到富春同志在经济计划工作中的思想观点和工作作风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在经济战线上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同富春同志对我们的培育是分不开的。
当５０年代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时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十分强调厉行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早在１９５１年３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他就提出：“经济核算制是管理人民企业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国家计划的集中指导下，发扬各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和增加资金积累，从而保证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与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坚决反对在生产建设、企业经营和机关开支等方面大手大脚花钱的作风，他将那种作风斥之为大少爷作风、败家子作风。他坚决反对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摆阔气、讲排场等不良现象，反对脱离中国实际建设高标准的楼堂馆所。如果有谁提出这类建设项目送他审批，不仅得不到批准，而且会受到批评。他以身作则，首先从自己做起的。大家都知道，国家计委办公大楼的大屋顶是怎样被砍去的。当时有一股搞高标准楼堂馆所的风气，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他首先从自己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做起，很快就刹住了这股歪风。
计划工作从来就是经济生活中供求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经过１００多年的牺牲奋斗，直到新中国建立、经过三年恢复时期，１９５３年，才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谁都希望新中国能够很快地富强起来。在这种强烈愿望的推动下，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希望能把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得更快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国家计委的领导人，他指出：如果单从某一方面来看，要办的事情确实很多，而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全面来看，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又有限，必须分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办成几件大事，决不能齐头并进，否则，就会上马又下马，造成一批又一批的癞痢头工程，导致积压以致浪费。那样搞建设，不是快了，而恰恰是慢了。我们想，凡是五、六十年代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在计划部门工作过的同志，一定都能回忆起当年富春同志的这些谆谆教导。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一再重复着这类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也说明，富春同志的这些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５０年代，富春同志自始至终主持作为我国现代工业骨干的苏联援助的１５６项工程的建设。从决策的角度上说，这些项目的厂址选择和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是建设中的两大关键问题。为了解决好厂址选择问题，他在回国后的当年冬天，冒着严寒，亲自率领有关各部的负责人和中苏双方专家，在当地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的陪同下，到兰州、西安、洛阳等地进行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考察了兰州的西固区、白银市、西安城东和城西两个工业区以及洛阳涧河以西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厂址选择，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审批设计任务书，也是关系到建设项目成败的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１５６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书，绝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后审定的。富春同志在审批这些设计任务书时的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记得在审批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设计任务书时，由于技术性强，对于电力电容器这种产品的用途性能以及对我国电力工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他要我们向专家请教，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才审批。凡是参与过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和规划城市建设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遇到的矛盾和分歧意见往往是很多的，解决起来有时还很棘手，但富春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和分析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确实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富春同志在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但在事后，他从不上推下卸，而是主动地把领导责任承担起来，严格检查自己和他主管的部门，也正因为这样，就更加赢得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不管工作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他说了话，拍了板，大家都坚决地去执行。
值此富春同志九十诞辰之际，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个年代，并以这篇短文来寄托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的尊长和蒙师的思念。
（附图片）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左二）、李富春（右一）、蔡畅参加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