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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的光辉道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8周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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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05-23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中国文学的光辉道路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8周年
姚雪垠

今年是本世纪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的关键10年,也是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大发展的关键的10年。所以今年重新学习48年前发表的《讲话》,我们要立足于当前的国内和国际现实,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回顾过去,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瞻望未来。重读《讲话》,我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仍然充满着生命力,仍然堪为我们的文学运动指明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他的文艺思想,集中反映在《讲话》中。但是要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联系起来学习。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状况,从五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运动历史、中国共产党所负的历史任务,以及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内的一般思想状况。明白了从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历史、社会性质、革命的文化运动、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再结合抗战时期的中国现实,我们对《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就会更加清楚。
中国新文艺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在20年代后期,而到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线的一翼。这是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前进的历史条件下的合理发展。
五四文学革命时候,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文学社团提倡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的最早译名,指的是欧洲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后来我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开始就同批判现实主义不全相同。其中一部分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先进的作家,一开始就置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前列,五四以后大量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就出于同情弱小民族的反帝思想。五卅前后,中国人民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相当普遍觉醒,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新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开创的新文学运动在革命形势的激荡下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许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都投身于这革命洪流之中。“革命文学”的口号,“大众文艺”的口号,都在北伐前夜和稍后提出来了。尽管当时提出这两个口号和编辑刊物的作家们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还很朦胧,但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反映了时代的前进,历史向作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30年代,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艰苦的武装斗争,一方面日寇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首先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北三省,又发动了八·一三战役,随后又占领热河,扶植冀东汉奸政权,又提出华北五省特殊化,一步步要灭亡中国,而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妥协,不思抵抗,用全力进行“剿共”内战,同时又进行军阀混战。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不顾国家命运,一方面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对国统区进步思想界、文艺界进行文化围剿。然而同国民党的愿望相反,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了很大影响,左翼文艺运动也有很大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对当时不满现状的和不愿亡国的广大青年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30年代,七·七事变以前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那些年头,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因热爱新文学而受到教育,走上革命道路,也有许许多多左翼文艺工作者、青年作家和诗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被学校开除,被逮捕,下狱,甚至被砍头或枪毙,有的只好过逃亡生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左翼作家和诗人,竭力禁止和扑灭左翼文学,但左翼文学适应中国现代历史之所需,坚强地向前发展。
在30年代,苏联的文学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到中国,文艺理论也被介绍过来。当时苏联人自称其文学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别于旧现实主义。中国进步文学阵营称我国左翼文学为新现实主义,以别于旧现实主义。中国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意思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以深入的反帝反封建为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这是左翼作家的共识,所以都以积极的态度拿文学艺术作为武器,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因此之故,所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年代,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和文艺战线能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的一翼。
在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遇到了也提出了不少理论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问题只是注意到了,没有深入讨论。抗战时期的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向前发展的第三阶段,是30年代提出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继续。《讲话》诞生于抗日战争后的第五年,出现于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候,而当时延安集中了大批来路不同的文艺工作者,其中既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多的人,也有空怀革命激情而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仍然浓厚的人。这就是《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环境。因此《讲话》不是一般的“纸上谈兵”的文艺理论,而是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具体条件下,对30年代左翼文艺战线上曾经存在的各种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新出现的问题,所作的有针对性的扼要的解答。毫无疑问,《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划时代的新发展。
《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立刻掀起了热烈的学习运动,产生一大批深入火热斗争生活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新兴文学艺术家,而在解放区的30年代已经成名的中年文学艺术家也开放了新的文艺鲜花。全国解放以后,《讲话》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产生了许多闪光的优秀作品,将中国新文学史推进了一大步。
在近几年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中,有些人根本不懂得中国现代社会的革命历史,也不懂近几十年的文学斗争史,就说《讲话》的思想已经过时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讲话》的个别提法当然可以变化,但它的基本原理,例如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反过来影响于生活,这样的基本原理就永远不会过时。

《讲话》中包含的问题很多,我在这里谈一谈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承认不承认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以及如何对待生活,是关于文艺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80年代我国文艺战线上两种对立思想进行斗争的焦点所在。所谓两种思想,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甚至在写人物性格这样一个每个作家在写作实践中都经常遇到的普通问题,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文学大师,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努力从现实社会生活中观察认识各色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艺术地集中,概括,丰富,提高,同时一步步注入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写出小说人物的艺术形象或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我国20年代就指导着小说家鲁迅等人的创作实践,并获得杰出成就;到了30年代,这一创作方法对一般新现实主义的作家是理论常识。但是当时,我国作家谈塑造人物形象的话都很简单。到了《讲话》,毛泽东是将塑造人物问题放在人民生活是一切种类的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一哲学基础之上去讨论。他号召作家们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号召作家们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而且很强调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泽东的这一生活与创作关系的理论,包括作家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感情,再回到文艺创作,又回头教育或影响人民群众,推动改变生活现实即推动历史前进。这是过去的文艺理论家们都不曾具体谈到的深刻道理,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一大发展,也是革命的、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哲学思想在文艺领域中的精辟发挥。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它的文艺理论也是一样。它是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48年来的中国文艺运动史已经作了充分证明。在《讲话》中,将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改造思想感情,进行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创作,再用文艺作品推进人民的革命事业,作为互相联系的环节,不可分割。由于强调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又强调用作品推动现实前进,所以《讲话》中的一套文艺创作理论反映着哲学上的革命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特别是因为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所以使这一唯物主义反映论具有鲜明的能动性。近年来,文艺界流行许多错误文艺观点,如提出作家要超越社会,超越时代,超越历史,推崇表现作家的主观世界;在写人物的问题上,提出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性不应受作家的控制,又提出了所谓的“二重性格组合论”等,这不仅是文艺思想的错误,归根结蒂,反映着两种哲学思想的分歧。
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有极其不同的复杂的生活,有的崇高,有的平庸;有的激动人心;有关于整个民族利益的,有只关于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有的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有的则完全不是或起着相反的消极作用。生活的千差万别,必须分别评价。提倡写什么生活,不提倡写什么生活,看起来是文艺思想问题,倘若往深处分析,便不能不承认是阶级立场问题,不能不认为这是两种世界观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艺术家,都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正确地认识时代,更深刻、更有力地反映时代。

近来常有人告诉我一种怨声:自从批判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大半指的是“扫黄”)以来,有一些作家停笔了。我不希望作家们有停笔等待的现象。任何一个严肃而有才能的作家如果不再写作,等于身体健康的工人停止生产,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这一部分作家同仁,应该振作起来,行动起来,以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我虽然在文学上成就不大,但行年80,厕身于五四以后第二代作家之林,如今我的同辈逐年凋谢,健在者渐如晨星。历史的长河总在奔流,后浪推着前浪。我爱祖国,爱祖国历史,我在外国访问时,总是怀着无限的民族自豪感谈论中国文学史对人类的光辉贡献,并充满信心与希望地展望中国文学的未来。我今天怀着诚挚的热情,劝暂时停笔等待的中青年作家朋友,务必冷静地对80年代的文艺界现象回顾一下,总结一下,重新认真地读一读《讲话》,重新研究一下五四来的新文学史,认清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在新的起跑线上重新迈步。老年作家尚且深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心,中青年的作家朋友们千万要抓紧容易逝去的峥嵘岁月!
中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有极其丰富与壮丽的现实生活,也有取之不尽的历史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写作题材上给作家以充分的写作自由。我们今后仍然要号召作家写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写先进的英雄人物,写“时代的主旋律”,但是这只是关于写作方向的一种号召,目的是促进为人民所喜爱的和对社会主义有益的好作品多多出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非常宽广的界限,不会限制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只能使我们的文学沿着有利于我国社会和人民的健康道路发展。不管写什么题材,用什么艺术形式表现,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文学作品,都应当受到不同程度的鼓励。50年代和60年代在“左”的气氛中曾经有人贬斥花鸟画和山水游记文学,是极其错误的。类似这种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错误现象,今后要永远作为鉴戒。
我们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拓了发展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康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必然会产生反映时代生活主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对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运动的评价,不是仅评价它提出了什么口号,倡导了什么新的理论和创作方法,而是看它通过若干年社会实践后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即看它是否会产生了经得起时间筛选的、被广大群众认为是真正杰出的作家和作品。
如今已经踏进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一方面是“万国分立”,一方面是“天下一家”。“百花齐放”不仅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创作竞赛,也可以指国际间的创作竞赛。我们是有数千年文学史和有11亿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作家,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产负神圣责任,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也负有责任。我们每一个具有广阔胸怀和远大目光的当代中国作家,妄自菲薄是不应该的,推卸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文学发展的责任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时时想着,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的所有中国人以及世界五大洲的炎黄子孙们都在期待着我们创作出当代的伟大作品。
中国的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无限丰富壮丽的社会生活是我们的土壤。中国三千年光辉的文学遗产和国外的优秀文学,都是我们的肥料。社会主义文学是我们的鲜明旗帜。一切有才华的中国作家,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充满豪迈的革命英雄气概,争取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产生我们的伟大作品,为祖国文学史争光,为世界文学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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