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首都部分史学工作者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学术座谈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
——首都部分史学工作者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学术座谈
周源　华立
１８４０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今年正值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学术座谈会”，首都的６０余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
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高度发扬及其意义
与会学者指出，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１５０年前，英国资产阶级为保护他们肮脏的鸦片贸易，蓄意制造发动了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１８３９年６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１８４０年２月英国就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６月到达中国海面，开始进犯广东、福建、浙江及天津沿海。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５日，英国与琦善谈判，在“川鼻草约”中就向中国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于１月２６日武装侵占了香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１８４０年是丧失主权，蒙受列强侵略和凌辱的开始。从此，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鸦片战争中，地主阶级抵抗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地抗击英国侵略军，奏响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此后，许许多多优秀的爱国人物，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富强，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其事迹可歌可泣。因此中国近代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屈辱史，同时又是一部人民群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史。今天我们纪念鸦片战争这一事件，归根结底是要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少学者在发言中谈到，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人物、爱国英雄，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表现为抗击异民族、异政权的压迫和侵略，或表现为反抗黑暗统治、反对反动暴政，减轻或解除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最突出最根本的矛盾。社会矛盾的这一变化，使得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扬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古代的爱国主义相比，近代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百余年来中国在遭受了如此之多的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如许众多的惨重残酷的战争之后，最终没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灭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人民群众的反抗，使帝国主义不能够也不可能灭亡中国。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民族赖以生存、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
到会学者强调，继承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在今天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人们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职业或民族成份，心底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蕴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就能够变成切切实实的物质力量。过去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我们渡过了多次民族危机，今天要实现社会稳定，从事四化建设，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凝聚全体人民，凝聚全国各民族的精神力量。
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们今天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除了要继承、发扬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还要科学地总结这１５０年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与世隔绝，因此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却妄自尊大，把自己视为“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是应向中国朝贡的“夷狄”。相反，英、法、美等国虽距中国万里之遥，但为殖民扩张的需要，长期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详。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和错误估计，是导致鸦片战争以至后来几次对外战争中，中国方面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些学者指出，尽管中国人民从未停息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结局总是失败，未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他们最早意识到中国确有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处，开始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事物，奋起直追，谋求祖国的富强。但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未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甚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未产生多大反响。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继承了“师夷长技”的思想才付之实践。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期间，政治上虽也有所变化，但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仗，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要救国救民，非改变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结果，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封建顽固势力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不堪一击，“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光绪皇帝被囚居，六君子伏尸都门，康、梁流亡海外。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制，建立了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等军阀武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空招牌，将其玩于股掌之中。
痛定思痛，又一代新人崛起。他们意识到，光变革政治制度还不行，还要用新思想启迪、教育人民，于是出现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流派形形色色繁多庞杂，其最大的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从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无论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民主派，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命运。事实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关于爱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严肃的救国方案，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必须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有其他方案，如顽固派拒绝一切外国的东西，把中国封闭起来，但这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因此，在近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必须落实到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上，就当时的国内情况、国际环境而言，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反之，救国救民的探索，也离不开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否则，这种探索就会走入歧途，甚至带来恶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也有过拒绝一切西方事物的“爱国主义”，如义和团运动，但从主导方面看，爱国主义与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是相统一的，如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头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他身上具体体现了二者的统一。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是抵抗派，并写出了《海国图志》，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本身就包括学习西方（“师夷长技”）和抵御外侮（“制夷”）两个方面的内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政治方案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样表明了两者的统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鲜明，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的广度与深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就说明，反帝爱国与向西方学习并不相互排斥。
有的学者强调，我们赞扬和肯定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即使在那时，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反对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他们当时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有科学、透辟的认识，但他们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存在许多弊病。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去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不加分析地引进西方文化，把“全盘西化”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