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奠基者潘琪同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奠基者潘琪同志
王首道　张震　曾志
刚跨入九十年代的第二天，潘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５５个春秋的光荣革命历程，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心情万分悲痛！
我们在长期相处中，对潘琪同志有一个共同认识：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优秀领导人和奠基者。
潘琪同志原名潘乃斌，笔名罗先珂，上海南汇县人，生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８日。他幼年求学时代就品学兼优，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残酷，非常同情农民、渔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对旧社会深为不满，渴求光明。１９３５年夏，不满１８岁就考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入学后，他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马列著作，从而奠定了立志革命的思想。他怀着对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刻骨仇恨，奋笔书写了《日本马场财政之检讨》、《从入超减少说起》等多篇论文和短评，发表在国民党的《外交月刊》和《武大学生》等报刊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参与领导了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发起组织了“武大青年救国团”、“读书会”，派代表参加全国学联，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和各种形式的公开合法斗争，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学生救亡运动更加活跃。这时，在学校恢复了地下党的组织，潘琪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办起了“抗战问题研究会”，首先请周恩来同志到校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两次请董必武同志作了《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的报告。同时还举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了“游击大队”，潘琪同志担任大队长，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两名红军军官任教官，积极从事游击训练。为了鼓舞士气，潘琪同志创作了《游击军》歌词，由冼星海同志谱曲，经《大家唱》传播到各地游击队中广泛流传。
１９３７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潘琪同志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１９３９年４月，潘琪同志被派到国民党８４军１７３师做统战工作，在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后因身份暴露，于同年１１月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敌后，参加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先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领导拂晓报社和拂晓剧团的宣教工作。
１９４２年４月，潘琪同志调任淮北行署调查研究室主任，１９４３年１月调任淮北区党委第二地委宣传部部长，９月任淮北行署教育处处长。在此期间，他深入农村蹲点，发现并总结了泗南县中潼村小学校长夏陶然同志在教学实践中创造的教学与社会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办学要走“夏陶然的道路”。后经新华社向各解放区推广，对推动解放区的教学改革起到了良好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展开。潘琪同志奉命从淮北去东北，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任安东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民政厅厅长。在教育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青年运动方向，一面组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一面兴办各种形式的学校，提出“思想自由，民主讨论，实事求是，探求真理”作为行动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知识界广交朋友，深受他们的爱戴。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军队入侵安东时，竟有６００多人毅然离家跟随我党我军撤离，其中多数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他带领省委工作团在桓仁、宽甸一带领导土地改革，冒着隆冬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为解放东北、支援大军南下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９年５月，潘琪同志奉命南下，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全国解放初期，潘琪同志先后任郑州铁路局政治部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人事部、工业部副部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工作，勇挑重担，深入灾区，访问灾民，为恢复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成绩。
１９５３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３月，潘琪同志从中南地区调来交通部工作，担任交通部党组成员、公路总局局长和分党组书记。１９５４年６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主管公路交通工作，时年３７岁。从此开始，他把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成为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建国初期，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８万公里，现在已达１００多万公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这里面有潘琪同志的一份功绩。
他积极支持并参与领导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修建工作，深入施工第一线，跨过怒江，翻过雀儿山，同工程部队一起住帐篷，烧牛粪，吃青稞，同甘共苦，参加劳动，指导公路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潘琪同志曾多次深入到西南、西北和海南岛，亲自领导那里的公路修建工作。他还特别重视发展广大农村的公路，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蹲点调查，总结出“发动群众，多方集资，依靠群众修建公路”的经验，经部党组同意，在全国范围推广，对促进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公路里程的迅速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公路建设中，他非常重视专业队伍的组建，先后在全国设立了７个公路工程局、６个公路勘察设计院，形成了一支具有２０万人的公路建设大军。潘琪同志为组建新中国的公路建设队伍，为修建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公路和国防公路，以及广大农村的公路，为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因此，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潘琪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汽车运输事业的发展。６０年代初，全国汽车因为缺少维修配件而大量停驶待修，运输任务完不成。作为主管副部长的潘琪同志，他积极建议，并经部党组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全国汽车配件的生产、供应、销售划归交通部统一领导。潘琪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安排全国汽车配件的生产、供应计划，对于扭转当时汽车完好率滑坡的严峻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巩固并提高全国的汽车完好率，在部党组的支持下，他亲自组织公路运输部门的技术骨干，修改编写有关技术规范，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确定了一系列技术性法规，颁发全国执行。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汽车运用技术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很快提高了全国汽车的完好率。
潘琪同志特别重视公路交通安全工作，关心和支持全国交通监理队伍的建设。一支原来人数有限、力量十分薄弱的队伍，到１９８６年底，发展壮大成近４万人的、维护公路交通安全的主力军。
潘琪同志还非常重视公路工程和公路运输人才的培养。为适应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在他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８年组建了西安公路学院，随后又在一些院校设立了公路和汽车专业，并筹建了公路科研机构，培养了一大批公路工程和汽车运输人才，为发展我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１９６２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国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潘琪同志受部党组委派，担任前方军事交通指挥部负责人，参与领导了福建支前公路的修建和备战物资的运输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１９６４年６月，潘琪同志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积极参与组织船舶工业生产，为时一年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逆境中，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保持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后，重回交通部任副部长。他仍以极大的热情，继续从事对公路交通事业的领导工作。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公路学会正式成立，潘琪同志被选为公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他积极组织开展了“公路交通现代化”的大讨论，为国家和各级领导部门制定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他还根据我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倡导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修建高速公路，并组织专家对建设高速公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反复进行了论证和宣传，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促进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有效的工作。
１９８２年，潘琪同志退居二线担任交通部顾问，仍然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继续推进交通现代化的进程，为建立交通管理信息系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还为建立我国的管理信息系统争取了国外的资金援助，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１９８７年，潘琪同志离职休养后，仍以常人少有的毅力抱病工作，发挥余热。他曾就交通改革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提出了《改革我国交通的管见》。他仍然十分关心交通系统的教育事业，并先后被上海华东师大、西安公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组织编写了《中国公路交通史》讲义，热情关心并积极支持《公路运输经济学》一书的编写出版工作，丰富并提高了交通理论和实践知识。为了弘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精神，他参与发起并主持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的活动，并亲自撰写了《交通运输地理学》教材。
潘琪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种坚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在逝世前两个月，还给地方交通部门的一位同志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长信，说：“我的身和心，都已交给了公路”，愿“为中国的公路事业站好最后一班岗”。潘琪同志完全实现了他的誓言。他对中国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公路交通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潘琪同志思想敏锐，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断进取。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才华，而且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潘琪同志具有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为人正派，坚持原则，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爱护干部，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受到他们的好评和爱戴，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