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纪事——一个就读生的亲身经历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澳洲纪事
——一个就读生的亲身经历
斯武
去年年底，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所语言学院学习。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有了一些见闻，感触之余，便写成了文字。
“狼牌”的扫荡
毫无疑问，赴澳学习的中国学生因其在国内的背景不同，赴澳的目的也不同，每个人都怀着各自的热情和希望。我到澳大利亚时正值圣诞节之前，许多中国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圣诞的烛光晚会。然而当圣诞的烛火熄灭之际，中国学生也陷入困惑的境地。面对现实，每个人都在严肃地考虑如何起步。打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吃饭，要卸掉肩上背负的沉重债务；学习也是不可逃脱的，因为要保持出勤率，保证签证期的稳定。要想在澳大利亚图谋发展，必须走好这两步棋。我的希望是尽快闯过语言关，然后攻读学位。然而这时候我才得知，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取消了所有海外留学生的奖学金。这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们深知，澳大利亚学费昂贵，攻读学位的学费每年在１万澳元以上，所以要想在学习之余靠打工凑齐这笔学费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奢望，和所有的中国学生一起，汇成了寻工的大潮。
墨尔本历来被称作是“打工的天堂”，然而，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个“天堂”便被无数双寻工的“狼牌”（一种国内合资企业生产的旅游鞋）疯狂地巡踏着。由于中国学生大量涌入，劳力市场供过于求，工作变得极其难觅，就近的职业早被占有。于是大家的工作线路便向郊区扩展，常常是天没亮起来，就沿着铁路线朝工厂区进发。中国学生三五成群，自称“扫荡队”，挨家挨户叩响工厂办公室的玻璃门。一个寻工者只要进入工厂区，从日出到日落，往往要叩开几十家工厂的大门。今天未能如愿，明天重新来过，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如能在一个月里找到工作，那便是幸运者了。有的工厂被中国学生无休止的“拜访”激怒了，干脆在厂门口贴出告示，上面用英语和中文写道：“没有工作”。有一次，当我敲开一家工厂门时，老板朝我喝道：“没有工作！今天你是第１６个中国人了。”尽管如此，中国留学生还是不死心，把目标瞄准远离铁道线的厂区，足踏“狼牌”四处奔波，两个星期穿破一双“狼牌”的大有人在。澳大利亚夏季４０摄氏度的气温炙烤着寻工者，人人被晒得油黑闪亮，一个学生在超级市场碰到我，高兴地说：“我今天总算找到工作了，老板问我是不是来自非洲。”
最让人恻动怜悯之心的是那些女学生，她们早已舍弃了一切化妆品，含着泪花游移在街头厂区，出国前美好的甚至是浪漫的美梦被现实撞击得粉碎。按理说，雇主和被雇者的关系应该是你可以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你，但是这种平等关系由于劳力市场失去了平衡而彻底倾斜，中国学生只有被动地去要求甚至是乞求选择，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于是，有些黑了心肠的老板乘机压低工价。在悉尼９角澳元１小时的工也排着队争抢。
敢问路在何方
寻工难，但是即便找到了工作，高兴三天，随后便蔫，打工之苦，远非所料。由于厂区大多在远郊僻地，学生们必须天没亮起床，拎着书包饭盒赶路，路上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ＱＵＩＣＫ！”（快）这个词如雷贯耳响彻在车间工场。下班以后，还要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去保出勤率。上了课堂，男同学发呆打瞌睡，女同学趴在桌上抽泣。平心而论，有些老师的工作是极认真的，但面对日益凋零的课堂也按捺不住要发脾气，甚至把粉笔朝你头上投将过来。放学回到住所已近晚上９点，吃完饭，然后再烧第二天要带的饭。中国学生最恨的是闹钟，闹钟一响，心惊肉跳，难捱一天又开始了。
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个划时代的时期，澳大利亚人民连续欢度圣诞和新年，而中国学生的遭遇就如当地的中文报纸所描绘的那样：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穿着“狼牌”大汗淋漓的寻工者和打工仔。在中国学生中不乏愿意拚搏、愿意奋斗、愿意甩开头发大干一场的强者，然而在澳大利亚，这一切又能换来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学习深造由于奖学金的取消和学费的昂贵已成黄粱。再说只有半年签证期，大多数人找到工作时已过了两三个月，所以要想在半年里捞回本钱或者还清债务也成了黄粱。半年过后想再获得签证，就必须把揣在怀里尚未冷却的钱再去交学费。那么以后呢？要想在澳大利亚合法地呆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交学费买签证，形成恶性循环。吃苦算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苦吗！但唯有前景渺茫，走投无路，才使中国学生感到揪心的痛，这便是他们真正的“痛点”。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以后会经历四个时期，一是不习惯，二是想家，三是孤独感，四是习惯了。我曾问一位在澳已近两年的朋友，他说前三条都对，就是第四条狗屁，“什么习惯，而是麻木，是进入思想休克！我在云南插队８年，可是澳洲的艰难甚于插队。在这里，再男子汉，再英雄气长也要落泪。”中国学生出国前也许有过辉煌的憧憬，可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已将生活的标准降到最低点，在澳洲无路可走，可是回国呢？一是债务，二是辞职以后，即使回国能否回到单位，回原单位后，能否从事原来的专业，也难说。反正里外不是人，既然同是无业游民，那就在澳大利亚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他们的口头禅便是一句俗语：度死日。
困惑的哲学
墨尔本是个美丽的城市，它有无数绿树成荫水泊清澈的公园，望不到头如鳗鱼背那样溜光的高速公路，花团锦簇掩映着的漂亮别墅，浓烈的色彩，纯净的空气，奶油似的云，水天一色的海滨。市区内有怡然自得的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商业上的赫赫声势。自从中国学生大量涌入后，墨尔本最热闹的市中心又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致：在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商楼大厦下面，中国学生在设摊画肖像，在给身高马大的澳大利亚市民推拿按摩，在捏面人或泥人卖钱，这里面不乏有成就有前途的艺术家、大学教授、外科医生。一位来自沈阳的笛手吹起一曲《夜深沉》，其调幽怨，特别是墨尔本市进入梦乡而中国学生还在深夜里等候最后的生意时，此情此景便显得分外凄凉。我的一位朋友原是位热衷于旅游的山湖好友，可是尽管墨尔本有许多宜人的景点，他都不感兴趣，他时常光顾的地方是ＬＹＧ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边的一片墓地，似乎唯有此地，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恶气。
说起恶气，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得够多了，否则，“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决不会惹动亿万中国人的热泪。在“白澳政策”已成为历史的今天，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人以平等为原则，其讲文明讲礼貌，乐于助人善良宽厚的美德令人感动；但是也有少数人种族歧视的阴魂不散。我的几位朋友一起坐在电车里聊天，不料引来一个白种人的大声呵斥：“这里是澳大利亚，只能讲英语，要讲中国话就回去！”我因打工学习四处奔波，时常泡在地铁车厢里，我多次看见白种人互相让座，但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白种人为中国学生让座。
还有更悸心的。中国学生因车祸而死的消息时常传来，我在那里仅两个月，就有３个中国学生死于车祸。有位中国学生在某铁路线上遭抢，肾脏被打得粉碎。他是一家中国餐馆的洗碗工，消息传出，这家餐馆门前便涌来很多中国学生，都想来争抢这份工作。我自己也遇到过麻烦事。当我在站台上候车时，尽管边上有许多候车的乘客，可是依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摊着手掌朝我逼来，没人帮我，我自己也帮不了自己，只好给他们几块钱。他们拿了钱，微笑着对我说：“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对自己的故土怀有深深的思恋，这种思恋是他们在国内时所意想不到的。我回国时有不少朋友送我到机场，由于飞机误点，我们便在机场等候，机场的平台上有几架单孔望远镜，可以观赏机场全景。当一架飞机从遥远的跑道上慢慢移近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是中国民航！”因为我们都看见了机身上有一点红，毫无疑问，那是一面五星红旗，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望远镜前观看，泪水哗哗地流。
我回国了。在澳大利亚还有我许多同学和朋友，他们还在那里如浮萍似地漂泊，不知漂向何方。尽管他们非常依恋故国、思念亲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还无法回国。有的人债务尚未清掉；有的人在国内家庭不睦；有的人很清楚自己这一辈子难有作为，多挣点钱为下一代吧；有的人想到回国以后成闲散人员，心里无法平衡；有的人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觉得澳大利亚的生活毕竟要比国内好得多，就干脆期待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某种政策……于是困惑归困惑，大家还是在这种观念的习惯中生活着。
在澳大利亚的日子里，我和许多中国学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常常在想：１３０多年前涌入澳大利亚淘金的先辈，他们为历史留下的仅是几眼枯萎了的淘金坑；而作为已经进入９０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将怎样去让世界感觉到中国的真正存在呢？我们到底应该走怎样的路呢？
　　　　　　　（原载６月５日《解放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