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会议 通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并通过调整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等项决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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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会议
通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并通过调整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等项决议
【新华社十日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在八月六日、七日、八日举行。
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薄一波部长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薄部长在报告中指出：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是在美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朝鲜、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中国大陆安全的情况下编制的。那时，全国财政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与统一管理还不到一年，财政力量还不能平衡收支；国家还不能对人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完全保证供应；刚刚稳定下来的物价，还有重新波动的危险。因此，在编制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时，曾不能不从国家可能遭遇到的最坏的情况出发，而以确实保证国防需要、稳定物价与力争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为基本方针。但是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力量，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及人民经济恢复与改造的基础上，却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尤其是经过今年“三反”“五反”的伟大运动，使得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中央人民政府以坚决的步骤，在现金管理方面继一九五○年现金管理的措施进一步地实现了划拨清算制，对关系人民生计的粮食、纱布及某些重要工业原料，又切实地加以掌握与管理，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城乡物资交流，由于这些合理措施，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并在恢复与改造经济及文化事业方面拨付了比一九五○年更多的资金，从而也就加速了经济及文化事业的恢复与改造的速度。由于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人民生活已有所改善，人民购买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薄一波部长在说到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编制时，指出：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稳定物价及重点建设同时进行的经验，以及取得了“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在这一基础之上，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一九五二年预算收入比一九五一年实际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六，一九五二年预算支出比一九五一年实际支出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五二。薄一波部长接着以各种具体事实及数字，说明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总收入及总支出在编制时已经完全达到平衡。薄一波部长说：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出现的最有利的情况。生产恢复、收支平衡、物价稳定，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指示，即：“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由于两年以来，我们提前完成了毛主席的指示，就给我国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今年则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国家建设的工作，即是在“三反”“五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好的情况出现。
薄一波部长指出，我们能够获得这样巨大成绩的原因，首先是毛主席的领导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第二是各企业实行了民主改革；第三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基础之上，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第四是苏联的无私的帮助。
薄一波部长在报告中也指出了在财经工作中还存在着的严重缺点，那就是：（一）对于我们国家现有财政经济的潜在能力及其发展的速度估计不足，在收入计划的指标数字上，不论在税收方面或在企业生产及利润的计划方面，计划指标数字总是打的偏低的，赶不上实际的发展，常常被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打破。这是由于对胜利了的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优越的人民民主制度下，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所能发挥出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估计不足，因而墨守成规，不敢前进，必须与之作斗争。（二）没有严格地实行财政监督制度、财政纪律松弛，某些机关有本位主义，对国家隐瞒，该上缴的款不上缴，有的则是领到钱之后，该用而不用。（三）对于基本建设工程没有很好地掌握与领导。从各级财经领导机关直至厂矿负责人对基本建设这一重要环节是忽视的，许多基本建设的计划、设计、施工任务，是盲目地依靠没有经过改造的旧技术人员去做，这就造成了不可计算的浪费。为了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努力发掘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树立财政监察制度、反对本位主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是一九五二年能否正确实现国家预算的主要关键，必须力争其实现。
薄一波部长在结束报告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深信：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三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必能胜利地完成并超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所规定的各项指标数字，为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树立良好的基础。但他同时指出，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恰恰我们在这一方面是有缺点的，必须力予纠正。
在薄一波部长报告以后，李济深副主席、程潜委员、黄炎培委员、傅作义委员、马叙伦委员、沈钧儒委员、马寅初委员、章伯钧委员、郭沫若委员、司徒美堂委员、张治中委员、徐特立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符定一委员均相继发言，对我们国家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财政经济情况就能以根本好转，做到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全面恢复、重点建设，都表示感奋与赞佩，一致认为我们国家在各方面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应该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李济深副主席说：薄一波部长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度国家收支概算，正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爱好和平而且有力保卫和平的。程潜委员说：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收支概算的基本方针，正合乎现在一般人民的要求，方向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为将来的大规模建设打下了巩固的基础。黄炎培委员说：过去，我们是百孔千疮的国家，但在人民站起来之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一个奇迹。为了适应我们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急速发展，各部门应在总的计划下密切联系，避免盲目性。傅作义委员说：财政丰裕、收支平衡、物价稳定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次提出的预算，是生产得到发展的预算，人民得到幸福的预算，也是和平得到保障的预算。马叙伦委员说：从薄部长的报告和一九五二年度的国家财政收支概算上，完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沈钧儒委员说：我们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绩，正好说明人民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尤其希望全国文教工作者、知识分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的建设而奋斗。马寅初委员说：我们所以能够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主要是领导正确，指挥得当，干部得力，人民拥护。章伯钧委员说：薄一波部长的报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各民主党派人士是一大教育，它使我们更为信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郭沫若委员说：提前完成毛主席的指示，是一大喜事，是值得庆贺的。只有在人民国家，才能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用于建设，这就必然保证了战胜敌人，保障了世界和平。司徒美堂委员说：作为一个久居海外的华侨身分来说，感到非常兴奋。祖国在各方面的飞跃进步，必然会受到千百万爱国华侨的拥护，衷心为强大的祖国而庆幸。张治中委员说：这样的报告和预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是在中国历史上谁都办不到的，但是我们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做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这只能使人兴奋、佩服。徐特立委员说：在今后的企业生产发展中，应注意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劳动保险的广泛实行，这将使广大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更可以全力为公。符定一委员说：除了衷心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外，教育工作者必须努力造就人材，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东北人民政府林枫副主席所作的东北工作情况报告，西北军政委员会张治中副主席所作的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委员所作的华东工作情况报告，并在听取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所作的说明后，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在听取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沈雁冰部长所作的说明后，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在听取了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和“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此外，并通过和批准了各项任免名单。
第十八次会议听取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张难先副主席所作的中南工作情况报告、湖南省人民政府程潜主席所作的湖南工作情况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副主席所作的西南工作情况报告和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刘澜涛主任所作的华北工作情况报告，并在听取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副主任委员的说明后，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出席这三次会议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委员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刘伯承、吴玉章、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乌兰夫、徐特立、马寅初、林枫、马叙伦、郭沫若、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黄炎培、蔡廷锴、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张奚若、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龙云等共四十人。
列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的常务委员、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首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及所属各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人等共一百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