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乔还田
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最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总结了建国四十年来史学界在许多重要领域所达到的科研水平及其得失。
通过本书，人们能够看到四十年间我国的历史学取得的瞩目成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占领了历史学阵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史学家们的自觉要求。诚如某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好比一把钥匙，它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一个治史者，倘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面对纷如乱麻的众多史事而困惑难解；或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事变的总体却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史学工作者自觉意识到需要正确理论指导研究工作，自然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事。四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在“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过程中，虽也犯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差和失误，诸如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用现成的套语去贴标签，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等等。但从总体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数治史者逐步学会了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新中国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全部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它也受到旧时代遗留下来消极的、黑暗的东西的负累。科学地分析历史，会使人们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扬光大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也才能最终消除一切消极的历史遗迹。四十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祖国的过去，以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满怀热情地建设祖国的现在，追求祖国美好将来的信念。不少治史者从追溯神州大地远古人类发展的足迹，到讴歌近百年来爱国者和革命者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奋斗经历；从记述我们祖先辛勤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科技成就，到介绍源远流长而又绚丽多采的优秀文化；从描写中华儿女对包括我国宝岛台湾在内的一些地方的经营和开发，到反映组成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通过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再现了祖国的伟大和可爱。一些青年，正是通过学习祖国的历史，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从而使蕴藏在胸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得到进一步的迸发。
至于对重大学术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及新领域的开拓，更是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的重要成果。早在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就相继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历代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学者们不仅继续讨论了一些老问题，还不断扩大视野，探索新问题，开拓新领域，着重研讨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史学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潮流问题等。对于世界史的研究，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之后，加强了对亚、非、拉美史的探究，并提出一些有别于西方学者的见解。近几年，不少学者又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使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为“热点”，且形成方兴未艾之势。
当然，本书所展示的新中国史学成就决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但是，诚如肖黎在本书《序》中所言，“中国历史学正处于世纪转变的历史年代”，“当我们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高唱赞歌的时候，也应清醒地、理智地看到，中国历史学在这四十年间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的确，从本书４０多位作者对各专题研究所作的“展望”、“反思”中也可以看出，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既有具体的，也有理论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诸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必须加强而决不能淡化；对我国传统史学理应批判继承，切莫全面否定；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应有选择地吸取，决不能全盘接受；中国历史学必须面向社会，贴近大众，切莫远离现实，搞经院式研究等。对于这些有关中国历史学变革的重大问题，是每个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必须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只有肩负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历史学才能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