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誓言支配了郑兆英一生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入党誓言支配了郑兆英一生
　　郭嘉　刘英贵　李青
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１日上午１０时多，正忙着工作的哈尔滨铁路分局信访办协理员郑兆英，突然栽倒在办公桌旁。就像他忙忙碌碌的时候不惹人注目一样，他的死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惊动。
几天后，郑兆英的家属来单位清理遗物。同事们打开他办公桌的抽屉，没有钱，有一堆火车票。大家感到很奇怪：铁路上的职工有公用免票，买那么多火车票干嘛？郑兆英的妹妹郑兆清眼尖，看出票面上的日期是１９８５年，区间是哈尔滨至大庆。那时候母亲在大庆病重。一数车票，５４张。对，哥哥看望母亲是去了２０多趟。许多同事诧异了：郑兆英从没请过假啊，天天上着班哩。原信访办副主任陈万荣解开了这个谜：他每次去大庆，是下班后去，凌晨三时回，照常上班。陈万荣强令他休息，他不听。
又找到了老郑的日记。读着那些朴实无华但震撼人心的话语，老郑的音容笑貌又跃上了大家的脑际。屋子里出现了啜泣声，不一会，一屋子人失声痛哭起来。老郑啊，前些年你这样的人怎么就不吃香，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到你呢……
　（一）
这个世界只赐给郑兆英５６年光景，而他却工作了４１年。
打从东北解放，他就是哈尔滨铁路局的职工。勤务员、旋盘工、车间团总支书记、段团委书记、车间党支部书记、段武装部长、局信访办协理员，职务担任过不少，但依世俗之见，没一个像样的。然而，郑兆英却把这些职务一个个看得很重要。他的床头和办公室里贴着毛泽东同志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在“马列主义过时论”颇成气候的那些年，在一些人眼里，恐怕算得上“过时”之最了。
有一天，有个团员白天无故不参加团的生活会，郑兆英找到了他，要给他补课。郑兆英还觉得这样做是宽容与热情的表现，可是那个团员却露出哭笑不得的神色：什么年头了嘛，还要“补课”，“没时间”。郑兆英问：“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那个团员没好气地说：“零点”。郑兆英走开了。深夜１２点，这个团员的家里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吓了一跳：郑兆英来了。从那以后，这个团小组再没人旷会、旷课了。
还有一次，民兵打靶，党委书记要为打靶的人多要几颗子弹。这是难得的“顺水人情”。郑兆英却一点不开窍，他脸一拉：“大家都想过枪瘾。今天书记一句话，给了；明天段长来了也得给。这么下去，正常训练怎么搞？不能给。”从此，郑兆英得了个“一本正”的外号。
最认真的，是他对待“入党誓言”的态度。３５年前，他宣誓：“我愿终身为了党的事业而不疲倦地努力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甚至贡献出我的一切。”这句誓言支配了他一辈子。
１９６６年秋，一张他在中央团校时和刘少奇同志的合影照片，使他一夜之间成了“黑帮人物”。继之而来的是不断地被揪斗、反省与“劳改”。他被下放到机车上“劳动改造”。送煤、擦车、司炉，他样样抢着干。火车第一动轮最脏，不好擦，他专擦第一动轮；司乘人员下班走了，他一个人留在车上清灰、上水、装煤……天寒地冻，手脚皲裂了，溃烂了，他没叫过一声苦。对这段经历，他怎么看呢？在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６日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他写道：“在思想上，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直坚信不疑。十年内乱，不但没能使我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受到干扰，反而更加激励我对党的无限热爱、忠诚，对共产主义无限信仰、坚定。”
去年春夏之交，全国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郑兆英的反应是：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每天细心阅读报纸，分析形势，忧心如焚。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机关党委作出不围观、不上街、不传谣的决定，他以党小组长的名义立即召开了党小组会，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二）
１９６１年的一天，他表哥去上海请他帮助买张票。铁路上的老职工了，怎么着也认识几个卖票的，“走后门”买张票还不是小事一件？可是郑兆英简直不知道还有“这种路子”，他半夜起床去车站排队到天亮。往后的２０多年里，他表哥再也没有求过他。去年春天，在大庆的妹夫要出国考察，急着买票，又求上了门，谁知这回苦得郑兆英排了三次队。
吃喝风盛行的那阵，有一次他和同事贾宝库到某铁路分局检查信访工作，分局领导准备了一桌便餐，郑兆英说：“局里规定接待标准是两菜一汤，怎么搞了一桌？”他挑了两个很简单的菜一端就走了。分局的同志不安地问：“是不是嫌我们招待不周？”贾宝库赶忙解释：“老郑一贯这样，他从不占公家便宜。”
在郑兆英的日记中，有这样十个字：“摆正公与私，拚命往前冲。”
一次，老伴邢荷玉写了封家信，没找着信封，正好郑兆英吃完晚饭要到单位去，她就叫他夜里回来顺便捎一个。不料，惹恼了丈夫：“你不能去买一个吗？公家的东西就那么好拿的？”“明天买耽搁时间，再说，捎回一个能咋的？”“我说不行就不行。”第二天下班后郑兆英到商店买了１０个信封。
还有一次，女儿郑艳在公用厨房用电热杯煮了只鸡蛋，郑兆英一见，气呼呼地走上前，一把拔下电源插头，对女儿好一顿训斥：“你在用集体的电，占公家的便宜，知道不知道？”
两行热泪涌上了郑艳的眼眶。像往常一样，她没有顶嘴。说来也怪，就老郑这“傻气”和犟劲，够委屈老婆、孩子的了，可是，没人听说他们家闹腾过。儿子郑博１９７４年下乡到大兴安岭林区，一待就是１４年。郑兆英从没张罗往回办。儿媳住在老郑家，有泪往肚子里咽，从来没向公公发过牢骚。孙子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老伴心疼儿媳，背着老郑给儿子拍了份电报。儿子一到家，老郑老大不高兴，说儿子会耽误工作的。第四天，老郑下令了：“你回去干你的事吧，孩子有我们照料。”儿子望了望爸爸，含着泪看了看妻子和孩子，走了。
大女儿郑艳１９７８年待业在家。老郑就像没这档子事一样，不闻不问。１９８１年郑艳听说路局招用大集体工人，就悄悄来到局里。正跟人唠着，父亲来了，劈头就是一通训：“你来干吗？快回去。要给事做，组织上会找你；不给事做，你找也没用。”女儿哭着跑回了家。
老郑的“家训”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１９８５年，郑兆英房子动迁，一些同事关切地询问他什么时候搬家。他怕占用大家的时间，一再说：“还早，还早。”他自己悄悄用自行车、手推车在业余时间一趟一趟地搬。在南岗区建筑公司工作的弟弟听说大哥用自行车搬家，请示领导后开来了汽车。大哥一见就来了火：“你开的是公家车，用的是公家油，这不行！你把车开回去，免得我生气！”
去年初，未满６岁的孙子住院手术，花去了２５００元。他每月从工资中扣下２００元。这时，国库券发放工作开始了。同事们商量，老郑每月工资只拿回家几十元，干脆不让他买了吧。他知道后，立即找到财务科，要购买１００元国库券。财务科的同志说：“我们的任务已完成了，你明年再说吧。”他跟人家吵了起来：“国库券是国家困难时发行的，我还没有买呢，这怎么行？”弄得人家没办法，依了他。这几年，郑兆英共买了１０００多元国库券。
　 （三）
超负荷的运转，无规律的生活，使郑兆英患有严重的脊髓空洞症，稍一挪腾，便有彻骨之痛，但他从没想到休息。
一辆已脱了漆的、车把已焊过两次的“勾赛”牌自行车，是郑兆英的心爱之物。这辆车，陪伴着他度过了近４０个寒暑，像影子一样，跟随他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
就为这辆自行车，他鼓捣鼓捣竟成了修理自行车的“行家”。４０多年来，郑兆英走到哪里，就义务修车到哪里，不论工人、干部，不论大人、小孩，有求必应。他为人修车从不占用公家半点时间，也从不要一分报酬，还自贴小零件。他修车还管洗车，经他修过的车总是锃亮锃亮的。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好些天前就觉得腿脚不大听使，这几天又连续下雨，气温低些。今天晚上下班后，我帮门卫老姜修理自行车，几次蹲、起总是左倾斜，我就感觉不妙。１９点回家吃晚饭，发现腿脚不听使唤了，左脚走时干脆就得拖地。手连饭碗也拿不住了，接连两次从手中失落，摔碎两个碗。在妻子荷玉的帮助下，总算把饭吃到了。饭毕回局还继续帮老姜修自行车。
“荷玉担心我，跟我到局大门前，我把她撵回去了。我吃了点饭后，当时也有点不愿动弹，但感到老姜的自行车我都给拆了，零件洒了一地，明早再去收拾，怕来不及。所以就自己警告自己，一定要力争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我抱着‘只要能动弹，就得坚决干’的决心，回到办公室。也巧，林殿臣也想让我帮他修自行车，就先帮林殿臣把自行车修好了。把他打发走后，我再继续修老姜的自行车，由于手脚不太听使，所以修到２２点多，我往回转。
“到家门口差点摔倒，右手划出了血。上吊铺右腿又被梯子划破了皮（因上吊铺，腿脚不听使又摔了下来），我不愿让荷玉分神、担心，所以发病的情况我没跟她说。”
据哈尔滨铁路局机关党委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郑兆英义务为人修车至少有３０００辆次。
　 （四）
同事和家属清理完了郑兆英办公桌里的遗物，又来到老郑的家。这个家过去很少有人来过。它仅是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居室。就像斑驳的墙面一样，家具也陈旧得令人心酸。借着那支１５瓦灯泡发出的昏黄灯光，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件他从抗美援朝穿到去世的军棉袄，一支用了三十几年的粗管钢笔，一个结婚之前就用着的木式座钟。钱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什么家电都没有，连一双像样的皮鞋也没有。《红旗》、《求是》、《工人日报》、《哈尔滨日报》……却用了５个大麻袋，还没有装完。
没有人听过老郑喊穷，很多人听过他喊不穷。
１９８５年，机务段干部王刚对老郑弟弟说：“你让你哥哥写个申请吧，这回分房，他什么条件都够。”郑兆英知道后，把弟弟叫了过来：“这事不用你掺和，还有好多人比我住得差呢！我不困难。”
１９８６年１月，领导了解到郑兆英生活困难，准备给他一点救济。他听到后，找上了领导的门：“我是不够救济条件的。你们给了，我也不收。”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郑兆英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弟弟妹妹。当时粮食不够吃，但他坚持不买议价粮。母亲背地里买了点，他知道后数落起了妈妈：“如果都这么买，还怎么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工作忙时，他整日不回家。他把自己的口粮匀下几斤后背到单位去吃。有时，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仅有半斤。一次，段里的同志从三岔河搞来一些肉，要分给他几斤，他说什么也不要。别人富了他不眼红，别人生活得舒舒服服了，他高兴。但是，谁要是浪费一点，他就不客气。他当团委书记的那阵子，有一次在公寓吃饭，他发现有几个青年和团员把半个或整个馒头扔掉了，他一一捡了回来，摆到桌子上，说：“团员、青年都过来，开个会。”从那以后，公寓食堂里这种浪费现象没有了。
他的两三本日记大多是用旧台历纸写的。在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反映出他对奉献与索取、义与利曾经认真思索过：“幸福生活人皆想，大家都享我也享；现在我倒有所思，宁愿多劳少享福。”
　 （五）
人们想起了他去世的那一天。郑兆英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打满了几壶水，扫了地，擦完桌子，就坐下办公。他有做不完的事：作为党小组长和工会小组长，他计划收缴党费和会费；作为信访办协理员，他要去档案室查看一个案子。几年来，他经办了６００多件案子，没一个申诉人再上诉的。
１０点多钟，老王来交党费。“你自己登记吧，我有点看不清。”郑兆英捂着头吃力地说。
“老郑，我送你去医院。”
“不碍事，过一会儿就好了。”
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倒在办公桌旁，去了。经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劳累过度，还有严重的脑溢血。
老郑去了，匆匆地去了，没有给组织上留一句话，没有给老伴和孩子们留半句遗嘱，也没有来得及向朝夕相处的同事道个别。但是，他留给党组织许多党建工作用得上的财富，留给青年们一个道德的榜样，特别是留给共产党员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这样想，这誓言，要支配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