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没有徘徊——滁县地区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制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这里为什么没有徘徊
　——滁县地区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制的调查
　　张广友　王太
稳定大包干政策
安徽省滁县地区连续１１年增产，在全国粮棉生产连续几年徘徊中，这里没有徘徊。
在滁县，我们问起原因，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首要一点却是异口同声：政策稳定。无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强调稳定政策的重要性。
大包干责任制必须稳定，这是滁县地区干部群众的共识。
近几年来，由于粮棉生产连年徘徊，一些人便认为大包干过时了，并不是发展生产的“特效药”。　
相比之下，滁县地区显得不怎么“开窍”。他们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而且还总琢磨着怎样使大包干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地委一再强调大包干政策“三稳定”：一、大包干责任制形式稳定。农民看政策变不变，首先看还搞不搞大包干；要让农民安心种田，政策不能变来变去。二、承包土地稳定。大包干主要是耕地由家庭经营，承包土地变不变，农民最敏感；即使随着人口变化等因素少数群众要求调整，也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绝不能用行政命令把土地打乱重分。三、原有社队集体经济框架稳定。大包干的发包方是集体，要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行基本建设和统一服务。
稳定，绝不是一件轻松自然的事情。正如滁县地区的同志所说：“别小看稳定这两个字，它也是一种选择呢！”
当年滁县地区的农民和干部们在全国率先冲破禁区，搞起了大包干，是需要勇气和求实精神的。此后，干部群众始终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包干，一再执著地坚持它，稳定它，以至被看成是“保守”、“躺在大包干上睡大觉”。坚持、稳定，同样需要勇气和求实精神。
滁县人格外钟情于大包干，因为这里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因为大包干使滁县农业走出绝境，并且连续１１年增产，也因为地委一班人对大包干的性质有个明确的认识：大包干是通过改革把家庭经营引入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合作经济，而不是分田单干。
以家庭承包为主要经营层次和投资主体的大包干，使滁县地区农户生产性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有了较大增长。据滁县地区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８年，全区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从２４８元增至１７７３元，增长了６倍。集体固定资产从１．２９亿元增加到５．２７亿元，增长３倍以上。
大包干时期集体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大呼隆”的集体化时期。把大包干看成集体经济的对立物，显然是不对的。
　发展社会化服务
滁县地区提出两句话：一是“大包干不是大撒手”，优良的体制、制度要靠适当的管理来维护其正常运行；二是“大包干不是终点站，而是新起点”，要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逐步推动它的充实与完善。
事实上，在滁县大包干基本格局的稳定中，伴随着制度的建设、内容的充实和双层经营的展开。１１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后，滁县地区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把发展社会化服务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大包干体制的战略措施来抓。开始的服务是零星、分散的，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农业越来越多地依赖肥料、农膜、农药、农机、电力和新技术的投入时，农户经营的“分”也就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同社会化服务的“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地委书记陆子修说：“农户经营只是‘分’的层次，只有加上社会化服务的‘统’的层次，才是完整的大包干。发展社会化服务是大包干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滁县地区各级干部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发展社会化服务中，摸索出统一提供良种、统一植保、统一灌溉、统一防疫、统一推广新技术的“五统一”办法，在全地区普遍实行。以统一推广１２项农业新技术之一的杂交稻为例，１９７８年全地区仅有杂交稻６万亩，而１９８９年达到３７６万亩，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９５％。仅此一项，１１年累计增产粮食２０．５亿公斤。
和大包干初期农民以家庭经营自我服务的情形相比，现在，滁县地区农村经济正在形成一种统分结合的新格局。这个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在上层，由地、县政府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基层干部把这些服务落实到村和户。在基层，以乡镇为中心，发展以“六站一公司”（农经、农技、农机、水利水产、畜牧、林果服务站和乡镇企业服务公司）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形式的经济服务实体，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为农户直接提供各种具体服务。
目前，滁县地区主要服务组织有１２００多个，覆盖着２／３的乡镇。这些服务组织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服务实体把服务和经营有机结合在一起；二是由农民自愿选择服务项目，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双方签订有偿合同；三是服务组织的工作人员流动，实行自愿组合和组织调配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
让几百万亩农田沟渠密布，让９５％的水田改种杂交稻，并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防治病虫害，这都是了不起的组织工程，需要干部做大量的工作。滁县也采取了一些物质奖励的政策鼓励干部尽心尽责。但是，滁县地区的经济水平不高，乡村干部奖励也很少。地县干部没有奖金，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能和发达地区的干部相比。那么，是什么在激励着他们呢？地委书记陆子修说：“我们是凭着一种事业心、责任感、党性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滁县地区的干部都忘不了来安县的王业美--一位当年为大包干的诞生出过大力的县委书记，后来因病去世。开追悼会那天，来安县农民成群结队，步行或骑自行车赶到滁州市为他送葬，其中不少人是哭着来哭着去的。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只是因为这位书记与很多农民交了朋友，在关键时刻支持农民搞大包干。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奖励的话，尽管晚了，它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滁县地区地县两级干部中，有一批像王业美那样在改革初期手拿乌纱帽豁出去干的人，他们深知农民的疾苦，了解农民的愿望，在改革中与农民结成患难与共的朋友。尽管十几年来干部几经更替，他们的个性和禀赋有所不同，但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却保持了下来。
这里的干部都有一种本事，随便遇上一位农民，站着说上三句话，农民就会把自己的喜悦、希望、忧虑和牢骚向他们倾诉出来。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不少农民朋友，有时是农民找上门，有时是他们找到农民家中。实行大包干的勇气和决策就是从这种接触中来，完善大包干体制的决心和办法也是从这种接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