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后方到全中国，到全世界”——访重庆出版社总编辑沈世鸣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从大后方到全中国，到全世界”
——访重庆出版社总编辑沈世鸣
　　刘梦岚
沈世鸣，１５岁参加革命，新闻工作者出身。虽身为女性，又年近花甲，但仍有一股顽强拚搏的精神，去年被评为四川省职工劳动模范。几年来，她和社长、编辑人员一道，顶住“一切向钱看”的压力，没有出过一本坏书。他们甘愿亏损５０万元，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１２００万字，２０卷），如今，又准备推出《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选》，从而完成“从大后方到全中国，到全世界”的三部曲。
记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以下简称《大后方》）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它不仅对保存文学史料、研究继承文学传统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出版界竞争经济效益、严肃书籍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你们毅然赔钱出版《大后方》，其远见卓识和气魄，令人赞佩。
沈：我们出这套书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社会上有人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还有人否定中国抗日战争，说什么人家日本现在搞得那么好，中国若不抗战可能还好一点……对此，我们十分气愤。我们觉得有必要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我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八年抗战”，要让子孙万代永记不忘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教育他们永远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当时的作家面对民族敌人血腥的屠刀写就的血泪诗篇，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因此我们决定出版《大后方》，以此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填补我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记者：出这样一套赔钱的书，在当时不会没有争议吧？
沈：当然有。但出版社党组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认为党和国家给了我们神圣的出版权，我们就要把好关、用好权，多出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好书。不能只顾经济效益，一味“向钱看”，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当时出版社经济效益不错，我们应“以盈补亏”，多出好书；而不可目光短浅，分光吃光。党组意见一致，再加上许多革命老前辈的鼓励支持，更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记者：１０编、２０卷、１２００万字的浩大书系，对一个地方出版社来说，是个不小的“战役”，可你们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它拿了下来，这真要有点拚搏精神才行。
沈：我们确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本钱的，全社从上到下都在拚搏。没有经验，就在编《大后方》中学习“大后方”。我们先出去搞调查研究，跑了桂林、昆明、贵阳、广州、海南、福建、新疆、兰州、西安等“大后方”，搜集有关资料，拜访当年战斗在大后方的革命老前辈和文化战士，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接着又请了林默涵同志作主编，夏衍同志写总序，又请了曹禺、臧克家、秦牧等名家任各分编主编，以保证这套书的质量。编辑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出版发行人员四处奔波；自己生病、家里小孩也顾不上了。这期间，我因发现肺癌，在北京住进医院。当时我心里很急：《大后方》工作刚刚开始，我没有时间生病啊！手术后的第七天，我就把编辑人员从四川召到北京，在病房里布置了工作。手术后２０天，我就出院投入工作。这套书的编纂、出版，使我们出版社一大批人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得到锻炼，一套书拉出了一支能战斗的队伍。
记者：“平暴”以后，你们又不失时机地决定出版《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以下简称《解放区》）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反法西斯》）两大书系，这不能不说又是卓具政治敏感和长远眼光的举措。
沈：去年春夏之交血与火的教训，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国际风云突变，使我们出版社的很多同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说，我们要从本职工作做起，多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个主题上做文章。“能不能形成我们出版社的特色，从‘大后方’到全中国，到全世界呢？”于是提出了《解放区》和《反法西斯》两个选题，很快得到了市委领导和文艺界老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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