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留丹心——沉痛悼念董纯才同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烈士留丹心
——沉痛悼念董纯才同志
　　温济泽
一位老战友打电话告诉我：“董老去世了。”说是５月２２日７时１５分在协和医院因心肾衰竭去世的，生前嘱咐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捐赠给医院科研单位。我始而震惊：你怎么突然去了呢？继而悲痛：老战友又少了一个。
我泪水盈眶，难过得一时不能继续工作。我茫茫然，随手从书架上拿出你几年前送我的《远航诗草》翻阅着，翻到１９８５年你８０生辰时写的《八十书怀》，其中云：“绕日八十春，长征献此身。”“自有探珠志，长怀报国诚。人间重晚节，烈士留丹心。”我脑海里浮现出你的身影，含着泪默默地对你说：你慢慢地走吧！你的“丹心”会永留人间的。
我同你相识整５０年。最初是在延安，１９４０年。那年１０月，你从边区师范学校（你任副校长）调到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我比你早一年多，从陕北公学（我是教员）调到中宣部国民教育科。我们住在山上同一排相邻的窑洞里。我们在研究国民教育问题之外，你为陕甘宁边区编一套小学语文课本，我编高小自然课本。我们常常在一起研讨、切磋。你很注意联系边区实际，并且是怀着对边区儿童的一颗爱心来编这套书的。１９４１年７月，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你调到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当研究员，我调到文化思想研究室当研究员。我们又住在一个山头上，仍常常在一起促膝谈心。１９４３年你调到西北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我调到解放日报社副刊部，此后我们仍常来信，我多次约你为副刊写科学小品。我们这样相处了将近５年。那时延安是全国的革命圣地，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的人，都感觉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都把党、把延安比作母亲。正如你后来在一首诗里写的：“延安雨露溥，情胜慈母心。”而我们同志间相处，真像亲兄弟姊妹一样。这种手足情深的人际关系，是人们永难忘怀的。
你告诉我，你生在湖北大冶县一个贫寒的家庭，在大学时代是学教育的。大学还未毕业，由于家贫和赞同陶行知先生科学救国的主张，就到陶先生任校长的南京晓庄学校工作。你协助管理全校的教育活动，筹建了生物研究室，以后教授生物学课。从１９３１年起，你同陶先生一起开展了科学下嫁运动，要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你为此编写了《儿童科学丛书》、《农民常识课本》、《动物大观》、《植物大观》等科普读物十多种，还在刊物上发表了《凤蝶外传》等颇受读者欢迎的科学小品。世界科普名著如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科学的故事》，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写的《人和山》、《几点钟》、《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等，都是你第一个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当年读过这些书的一代青少年中，有些人今天已是有成就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当年从你的书中受到的启蒙教育。当年你不过３０岁左右，在教育界、科学界已是一个知名的人了。
你还谈过你参加革命的历程。你在中学时代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大学时代投身过“五卅”运动的洪流。你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你在晓庄学校时期，接近了共产党人。你知道我１９３０年也曾在南京做过地下工作时，高兴地谈起当年中共晓庄学校支部书记石俊，说他是你的同窗好友，１９３０年７月被捕，９月牺牲于雨花台。第二年清明节，你曾到雨花台去找他的墓而未得。晓庄学校被封闭，陶先生被通缉，石俊被杀害，这些都增加了你对国民党的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里，你亲眼看到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你从忧愤而觉醒，终于明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此路不通”，非革命不可。“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你参加了上海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久，你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地寻找共产党。到“七·七”事变后，你才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介绍来到延安。到延安后，你被分配到教育厅工作。当时厅长是徐老（特立）。他让你和他及警卫员三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个炕，同在一起吃饭。他待你如亲人。毛主席也到教育厅看望过你。你终于在１９３８年春实现了入党的愿望。你在《八十行》这首诗里写道：“摸黑路，路难行。有谁知我个中情。抬望眼，北辰明。极星指引踏征程。千山万水风涛险，惨节严霜跋涉行。”这寥寥数十字，饱含着你的辛酸和追求。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要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你满腔热情地提出申请，得到组织的批准。１１月初，你率领一个大队去东北。我仍留在延安。我们匆匆话别。一别数载。１９５２年底，你从东北调到北京任教育部副部长，我们才又相见。在那些年，先是忙忙碌碌，后来又加上风风雨雨，我们很少见面。
１９７８年，科学的春天来了。这年６月，在上海举行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我和你又到了一起。第二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你被选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两年后，你辞去理事长职务，我为代理事长。１９８４年，在中国科普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理事长，你为名誉会长。不论名义如何变动，我们都常常商谈工作和创作中的问题。我们彼此以诚相待，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又恢复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你年逾八旬，仍热心科普事业。１９８７年，中国科普作协的几位同志把我４０多年来写的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选编成一本科普文选，请你作序，你当时患白内障，不能写字，仍满口答应由你口述，请一位同志记录整理，最后你又逐句逐字听改，定稿后，你又摸索着亲笔签了名。这篇序可说是我们之间同志友谊的最好纪念。去年纪念中国科普作协成立十周年和《科普创作》创刊十周年，你写了《创作中国特色的科学文艺》一文，又题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科学文艺的新路子，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艺作品。”这是你留给中国科普作家和作者的最后遗言。我相信，许多同志会为实现你的遗愿而努力的。
你在７９岁高龄时写过一首《老龄歌》，其中云：“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当益壮，夙志不摧。”你最后一个大志是主编一部《根据地教育史》。全书按二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分为三册，共约３００万字。全书初稿已经完成。你的视力很微弱，还要亲自审阅修改。你一天连续几个小时，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笔，把第一册审改了两遍。你还想再改，谁知竟溘然长逝。这部书虽未最后完成，但字里行间已凝结了你大量的心血。
安息吧！你的业绩将永垂青史，你的丹心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