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综述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综述
　　董学文　严昭柱
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五月上旬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思潮》杂志社、《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发起，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学者、理论工作者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思想活跃，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相当进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少数同志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是非颠倒，理论混乱的现象。尤其是哲学、思想史方面的某些著述和文章，贬低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历史功绩，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蔑视和否定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选择。这些错误观点，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为澄清是非、正本清源、消除不良影响，有必要深入地开展理论上的争论，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批评。只要提出这些错误观点的人不是蓄意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即便是有重大的理论失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积极的讨论和争鸣，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创造一种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上能够使广大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气氛。
到会同志对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进行了研讨和批评。有的代表指出，“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不应割裂二者的内在联系。任何时代的救亡，都有启蒙的作用和内容。新民主主义时期工农大众的觉醒与革命，是最深刻的启蒙运动。有的同志指出，把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归结为“救亡”，这本身就是简单的、片面的。只讲“救亡”而不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封建内容，这就曲解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性质，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有同志指出，对“启蒙”应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某些论者宣传的“启蒙”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凝固的资产阶级民主观、自由观、政治观和价值观，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呼唤。有的同志还指出，“救亡压倒启蒙”论，宣扬中国现代史多了一场“农民战争”，少了一场“资本主义洗礼”，带来一系列“后遗症”，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西欧启蒙运动时期的水平，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与会同志对近年来出现的所谓“西体中用”提法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一些同志指出，“西体中用”论者的“西体”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本体”和“本体意识”，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其“中用”，就是要把“西体”的全部内容搬到中国来，不要被中国传统所“化掉”，不要走样。“西体中用”实质上就是“全盘西化”论。一些同志还剖析了“西体中用”提法的历史观，指出它片面的以生产力、科技水平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准，是当代西方所谓“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模式的翻版。它抹煞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制造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与会同志分析讨论了哲学、思想史领域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封建化”的论调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必须予以澄清。这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带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的因素，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进一步被封建主义传统所变形。这不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的历史面貌，而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名义下，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多方面的篡改和否定。
在讨论会上，哲学和美学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普遍关注。有同志指出，哲学界流行的贬低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有的同志指出，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人本主义的、实践主义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在鼓吹一种带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在政治上则与“新启蒙”思潮是一致的。这种哲学，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也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主体论”的理论根据。有的同志着重分析了宣扬“情欲本能解放论”和“生命个体自由论”的“新感性”美学，指出它步马尔库塞后尘，是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杂烩。这种“主体论”和“新感性”论，引导作家、艺术家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走向表现自我，遁入内心，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类之爱”的歧途。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哲学、思想史、美学等领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肃清这些领域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理论任务。许多同志认为，这次会议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争鸣，澄清理论是非，并表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