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火在心中燃烧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亚运会前奏曲

　　圣火在心中燃烧
本报记者 江正茂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共和国首都一条并不起眼的胡同里，庄严地挂出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的牌子，从那个时刻起，一个新的内容悄悄进入了这个古老而又正在谋求新生的民族的生活之中。如今，倏忽经年，当初亚奥理事会的一项决定即将变成现实，那块木牌，已经擎起了幢幢宏伟场馆。记者有幸目睹了这变化中的一切，多少次抑不住激动的心绪，起伏的情怀……
掌声响起的时候
体育场上，每当掌声响起、国旗高扬的时候，谁能抑制住澎湃的心潮呢？
牟作云，一位从“东亚病夫”中走过来的老体育工作者，最为百感交集：
“举办亚运会，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我们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路费，靠资本家和军阀赞助。运动员根本谈不上训练、技术指导和营养补助，连个像样的服装都没有。我们搭乘意大利的商船去柏林，坐的是最下面的三等舱，在海上１７天，受尽颠簸之苦。到了柏林，体重下降十几公斤，其它人也是如此。可是第二天就得参加篮球比赛，结果力不从心……”
“这对我刺激很大，我梦想中国有一天会强大起来，也能办大型国际比赛。５０多年啦，这个梦终于实现了！”
旧中国实在太贫穷、太落后了，不是过来人，难以想象当时运动员的处境。
随着亚运会的日益具体化，历史的印迹又在人们的脑海中清晰起来。一位名叫刘桓锡的山东籍老工程师，老家曾被日本人占领，乡亲们受尽欺凌。当他得知亚运会要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把３００元钱送到亚运会集资部。他眼噙泪花激动地说：“我一直在追求，希望祖国强大，出出这口气，如今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感到自豪！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
李玉章，一位受雇于一家外国公司的工人。当他用颤抖的手，把１０００元外汇券递到亚运会集资部工作人员手里的时候，两行热泪竟夺眶而出：“我不图什么，我只希望中国强大！如今中国能举办这样大型的洲际运动会，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现在国家强大了，我在外国公司里干也觉得脸上有光，腰杆挺直。”
这就是主办亚运会对一个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以自己的宽广胸怀接纳和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时候，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该是具有怎样强健的体魄和宏阔的身形呵！
丰碑用什么铸就
当今的竞技体育，已经成了训练手段和器材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当中国申请主办亚运会时，也同时表明了中国要加入国际高科技的竞争行列。
亚运会除了必要的场馆设施外，还必须具备兴奋剂检查和性别鉴定等条件，否则会被取消举办资格。
在北京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办公室里，中心副主任杨则宜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心情。“我们要想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没有兴奋剂检测手段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借亚运会这个机会，下决心自己干，为咱中国人争口气。”
话虽这么说，真正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兴奋剂检测是一项耗资多、难度大的高科技系统工程，其精确度为１０亿分之一克，相当于从５０米长的标准游泳池里，查出一匙糖的成份和含量。而且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药物有１０３种，吃后到了尿中的分解物和衍生物达数百种，如果吃了一种药物，从尿中排出的却不是一种，而是几种甚至几十种。要想准确无误地分辨和确认，谈何容易！即使发达国家建一个这样的合格实验室，也得花８到１０年的时间，而且还要耗资数百万美元去购买仪器与设备。
中国人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没有仪器设备，没有样品试剂，没有实验用房，没有历史经验，而最为要命的，是既无专门人才，又缺经费。
奇迹会在中国出现吗？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周同惠教授亲自挂帅上阵了。这位药物学界的著名仪器分析和色谱学专家，已经成就斐然，完全没有必要再来冒这个险。万一失败，岂不一世英名尽付流水么？周教授的同事王慕邹，是一位出色的液相色谱专家。当时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祖国正需要我呢！”他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年轻的副教授张长久，是河北省颇有名气的“有突出贡献”者，待遇优厚。被调到检测中心后，三口人挤在９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两三年。
这就是知识分子，普通中国人中的一批。
为了利用本国的检测方法和手段，来检测阳性尿，以便收集自己的样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找人服药做试验。雇人没钱，而且实验条件和留尿时间难以控制，大家便不约而同想到了自己。尽管这些专家知道兴奋剂的毒性和危害性——健康人服用，会导致精神压抑、肝功能异常、胃肠损伤，甚至癌变、死亡。
在这样的考验面前，他们又一次挺身而出，让５类上百种兴奋剂药物从他们的血管中通过。６０多岁的麻醉镇痛剂检查组组长方洪钜带头服用了１０毫克毒性最大的羟甲左吗南后，不久便头昏，噁心，直出冷汗，回到家便大吐不止，直到吐出胆汁和粘液。家人不得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抢救。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忘记留尿当样品。
何秀峰、周屹两个小伙子，服用了强利尿剂后，尿量骤增。为了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即使极度口渴，他们也尽量不喝水，引起机体脱水及电解质平衡失调。
同位素组２７岁的叶荔，冒着生命危险单次大剂量服用一种避孕药，导致很长时间月经不正常。研究生李临，先后服用了近１０种药物。
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如副研究员周志华，让学法律的儿子替她服了４种药；助理研究员崔建芳，因自己心电图不太正常，让爱人代为服药……
那一阵子，不是这个昏厥，就是那个呕吐。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完整的数据库，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国际奥委会派“兴奋剂检测大王”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来华考核。１０个样品检测全部准确无误，仅用２２个小时，这是经他检测的５个实验室中最快、最准确的一个。
奇迹硬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手里产生了！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杨天乐教授，眼眶红红：“１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啊！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世界一流实验中心了！”他说不下去了。
中国人不仅回答了兴奋剂提出的挑战。
在辨别性别方面，叶丽珍教授率领２２名研究人员，创出一套对细胞进行“双向检查”的新方法，使中国性别检查的准确率由过去的８０％上升到９８％，引起了各国同行们的惊叹。
同映着中华的太阳
记者曾经请一位亚运会的建设者谈谈他对“亚运意识”的理解，他嗫嚅了半天，他很吃力，不大会讲。这些普通得连相貌都难以让人记住的人！亚运会，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他来自沂蒙山区，步行千里，用了１７天才到达北京。这个２６岁的山东青年叫李贵兴，家住革命老区费县。自从他得知我国将举办亚运会的消息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全家是农民，生活并不宽裕，可听说办亚运会需要钱，便说啥也要分担一分忧了。就这样，他决定拿出全家节衣缩食省下的２００元钱送给亚运会。他不知道怎么邮法，怕丢了，亲自送到北京来。
来自山西、安徽、湖北、广东等１５０多个施工队的近４万名建设者，更是用他们的汗珠，共映着中华大地上的太阳。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艰苦，能来首都参加亚运会工程，我们感到很光荣。”唐山市东方建筑安装公司亚运工程总队长周继昌说。这句极普通的话，大致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建设者都如此地不计报酬、不怕艰苦。
山西省第三公司承包亚运村第１４号公寓楼的职工们，他们在９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看电影、没有看电视，没有逛过北京城，没有公休轮休；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亚运工程联络员赵学军，母亲早逝，家里就靠他撑着。妹妹病了，他把她送到医院后，又匆忙返回工地去了。连年三十，他还忙着工作，无暇去照顾妹妹。
担任田径场建设的北京市城建三公司职工，由于工程任务一环扣一环，非常紧张，下雨天也不能停工。去年秋天，连续下了７天雨，他们干了７天活。有一次下大雨，为保证路面的质量，５０多个工人一个接一个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默默地盖在路面上。
还有，一位项目负责人管刚，曾经２９天没有上床睡觉；一位２９岁的项目经理卢建北，因工作忙而吹掉了三四个对象；一位河北民工马长胜，为了工程竟舍弃了未婚妻和县城里的工作……
亚运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祖国的感召，就是祖国的呼唤；发生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一切，都注定要由他们来承当。
如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现代体育竞技的意义了，亚运会做为历史赐予中华民族的契机，正在快步向我们走来。
亚运会圣火将在神州大地燃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当义不容辞地为亚运会倾注满腔的热忱，献出聪明和才智，做出无私的奉献。
题头照片：徐京星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