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黄看决策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从治黄看决策
本报记者 凌志军
记者于初夏沿黄河下游行２０００公里，方知黄河的治理是新中国历时最长、牵涉面最大的重点工程。成果是可观的：大堤，水库，电站，灌区，４０年伏秋大汛没有决口……
“但是，在这一切有形的成果背后，还有一种无形的成果。”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仝琳琅说。他指的是４０年治黄决策的种种曲折与成功。
（一）
黄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她的“黄”，她每年挟带的泥沙，可以沿赤道为地球筑一条１米厚、２７米宽的“大腰带”。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高悬，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最难驾驭的一条河。
但是，人们只是到后来才认识这一点。１９５５年，当新中国推出第一套治黄的决策时，人们想的是“３年初控，５年永定”。谁也没有想到，豫西三门峡水库的兴建会使水势西逼百公里外的关中平原，而“确保西安”的方针又使上千公里外的下游地区承受着洪水的压力……
治黄需有决策，但正确的决策必有一个前提，即真正地认识黄河。作为治黄全局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４０年间先后推出３大决策：５０年代，蓄水拦沙；６０年代，上拦下排；８０年代，调水调沙。决策“三部曲”反映了人们认识黄河的轨迹。
蓄水拦沙，核心是“拦”。其基本方略：层层筑坝，截水拦泥，让黄水变清流。这个方略明显地低估了黄河的泥沙，因之它非但没能实现“５年永定”，反使三门峡水库建成５个月后，即因泥沙淤积不得不进行改造。
挫折令人们改变初衷，实施“上拦下排”之策。中游改建水库，下游破坝固堤，把“大部分泥沙排入深海”。然而每年仍有至少４亿吨泥沙淤积，以至河床越来越高。于是，每１０年一次大修堤，水涨堤高，终未决口，这是“上拦下排”最成功的所在。问题是，如此堤河竞赛，几时能休？
正是在失败与成功中，人们发现，黄河不可能变清，也无需变清，黄水有害也有利，关键在于兴利除害，而不是让它白白流入大海。“调水调沙”的决策由此而出，其思路显然已不在“拦”与“排”之间，而在于“用”，即让黄河的水和泥沙造福于人民。
从“拦”到“排”，再到“调”，大体是４０年治黄决策发展的总脉络。在这条总脉络背后，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今天到黄河来的人们喜欢讲“黄河精神”，喜欢抒发种种“人定胜天”的感慨。但那些治黄的实际决策者们开口必称“认识规律”。３０年奋斗于黄河，身患癌症仍矢志不渝的高级工程师赵业安说：“‘黄河精神’的最重要之点，就是不懈地探索黄河的规律。”很明显，精神的因素是重要的，但若仅凭精神，断不会有治黄的成功。
（二）
当我们沿黄河下游灌区行走的时候，去年丰收带给农家的喜悦还未消退。
１９８９年山东大旱，眼看减产已成定局，所幸山东有着沿黄９省区中规模最大的引黄灌区，它在大旱之年把１２３亿立方米黄河水引到鲁西北２４００万亩土地，使这里的增产势头一如既往。全省以增补歉，总产仍有所增。因此，人们都说这里没有黄河便没有农业。
“开发黄河水利”的基本决策产生于建国初期，此后４０年一以贯之。实践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决策之下也有“败走麦城”的记录。
１９５８年是新中国引黄灌溉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整个下游堵河道，修水库，大引大灌，有灌无排，使鲁、豫两省１２００万亩耕地泛盐生碱，增产变减产，最后被迫弃耕抛荒。人们万般无奈下，关闸停灌，变大引黄为大堵黄。等到人们惊悸平息，除涝治碱，重新构造灌排配套、井渠结合的引黄系统，已是１０多年以后的事。
今天，豫鲁两省的引黄灌区已连接成片。８４个县市的３０００万亩耕地得益于黄河之水，甚至一向被视为大敌的泥沙也开始变害为利，它随河水出河道，入农田，淤积成片，３００万亩荒地由此成为良田。
后来者只看到昔日荒滩今日成为米粮川，过来人却念念不忘那一段曲折。开发黄河水利的决策，大方向没有错，但它仍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同是黄河水，可以增产，也可以减产；可以洗碱冲盐，也可以生碱泛盐；可以改荒地为良田，也可以变良田为荒地。看来，仅仅大方向正确并不能万事大吉，在决策与行动之间，仍有一连串环节须精心设计。一个环节的得失可能使结果大相径庭。引黄灌溉，先前的失败在于此，后来的成功也在于此。
（三）
有两件事值得回味。
其一，在黄河中游干流修建小浪底水库的方案，经２０来年的构思与设计，如今已相当成熟，本应早日决策，尽快上马。但今年４月黄委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仍将它与其它诸种解决下游问题的方案一一列出，这就使小浪底水库方案在未最后确定之前，仍只是百花中之一花，而非一花独放。
其二，２６年前，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治黄会议上，１００多位专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最终归为两家，王化云坚持“上拦下排”，即把泥沙拦在上游与排入大海；林一山坚持“大放淤”，即放手把泥沙引出河道淤积，改土造田。王、林两人同是水利专家，又为多年好友，但在治黄方略上争执不下。大家都等着总理“拍板”。总理却说：“不要急于下结论，你们都可以作规划，搞试验。”
这两件事之所以值得回味，是因为它涉及我们决策过程中的某种观念。
治黄的专家们都把黄河叫作“争鸣之河”。６０年代三门峡水库的得失引发了第一次大争论；７０年代“上拦下排”的方针引发了第二次大争论；８０年代围绕小浪底水库是否上马又展开了第三次大争论。４０年治黄，争论不止，而每一次争论便推动决策来一次大进步。正如总工程师王长路所说：“没有争鸣，便没有决策。”
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路的交锋，并不会干扰决策，而正是决策的前提。当年相持不下的“拦”与“放”两大派，今天则同化为“调水调沙”的大决策。上中游筑坝、建库、植树、种草，是取“拦”的精华；下游引浑水，放泥沙，固大堤，改土壤，是取“放”的精华。两利相加，殊途同归。其结果是使黄河泥沙量在近１０年中减少了大约１０％。
（四）
１９９０年给万古长流的黄河之水带来了某种新的意义。
引黄济青工程于数月前全线贯通。就引水的角度看，此举并无新意，因为过去曾有引黄济津的先例。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制定的用水决策：新水新价，花钱买水票，凭水票供水。
治黄的决策长期以来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水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所付出的只是开发水利的投资和劳力的报酬。如今这个基础开始动摇。下游两岸地下水逐年下降，梁山８００里水泊已干涸见底，泉城７２泉也所剩无几。中国贫水，北方尤甚，而黄河又是黄淮海大平原上最大的河流。因之，人们便很自然地把眼睛盯着黄河。农业靠它灌溉，工业靠它生存，城市靠它供水。过去山东人因有胜利油田而得意万分：石油是第一战略资源。现在他们说，水才是第一战略资源，因为，这里每开采１吨石油要３．７立方米黄河水。
然而“第一战略资源”又是最不值钱的。尽管黄河沿岸近几年已陆续开始征收引黄水费，但那只是象征性的，还不足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这表明过去的所谓水费，其实只是水利工程维修费。
水的既珍贵又低贱，带来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人们引水，抢水，这使黄河近１５年中断流１９次，各地计划的需求量，更远远超过了黄河的总水量。另一方面，人们又任意挥霍用巨大代价引来的水，渗漏的、蒸发的、白白排走的……专家们估计，在每年引出的２００多亿立方米黄河水中，真正有效利用的不足１／３。
看来事情确如水利部副部长钮茂生所说，“水的决策落后于水的形势”。
对于治黄的决策，单从一个角度去看是不行的。既要看到大汛洪水的危机，也要看到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既要考虑政治、社会的效益，也要考虑经济、生态的效益；既要看到河槽里的水，也要看到粮食里的水、石油里的水、工业产品里的水、城市发展中的水……
黄河是一条很有人情味的河，你越珍惜它，它便越多地为你创造财富。现在，每立方米黄河水在宁夏、内蒙古灌区创造０．２公斤粮；在豫、鲁灌区创造０．５公斤粮；在陕、晋灌区创造２．５公斤粮。差别如此之大只是因为，陕、晋花费很高的代价抽水提灌，因而格外珍惜水。同样的事今天更明显地发生在青岛。这里的水价高于其他城市几倍，而水创造的价值则高于其他城市十几倍。这表明，正确的决策虽然不可能造就更多的水，却可以使同量的水为人民办更多的事。
人们断言，仅靠黄河水无法解决中国北方缺水的问题，因而寄希望于把长江水尽快引入黄河。但是，专家们进一步证明说，假如把农业用水的效率提高到陕、晋的水平，把城市用水的效率提高到青岛的水平，就等于给黄河增加２００亿立方米水，相当于两个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在４０年前是作为“政治任务”提出来的。人们从怕黄河到爱黄河，如今开始珍惜黄河水，治黄的决策也渐渐走向经济的轨道。这可能成为中国治黄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