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台湾——悼念李纯青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望台湾
——悼念李纯青同志
　　蔡子民　徐萌山
台湾一代名人、著名的政论家李纯青同志于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０日在北京与世长辞了。李老是台湾籍知识分子、又长期是台盟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关心台湾的前途，为祖国的统一，奋斗了终身。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抱病写了题为《望台湾》一书，寄托他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思念，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盼望早日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他爱乡爱国爱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使我们深为敬佩。
台湾光复后不久，我们在台北读到李老的爱国抗日论文集《献曝》和他主编的《台湾评论》杂志，从他对祖国形势的分析论述得到很大启发，很欣赏他的情理并茂、文字简练的文风。１９４７年我们在上海和他相识后，逐渐了解到李老是从３０年代就在新闻界享有盛名的政论家。抗日期间，他在上海、香港、重庆《大公报》任主笔，不断撰写文章，分析日本形势，宣传抗日，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对当时的日本是“北进还是南进”的争论，根据多方信息和科学分析，提出了是南进的判断，对有关当局的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他担任《大公报》副社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勤奋研究和写作，文稿达百余万字，是闻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政论家。
李老不仅是一位文笔好的政论家，也是台湾同胞敬重的一位政治活动家。抗日时期，他曾团结在重庆的台籍知名人士共同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为收复台湾，进行了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第一批回到台湾，作为记者，参加了接受日本投降、宣布台湾归还中国的“受降典礼”，并到全岛各地访问，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抗日的进步人士，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台湾“二·二八”起义发生后，他在上海的报刊上撰文声援，说明台湾人民起义的正义性，支持了台湾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他热情的支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建立，并从１９５４年起担任台盟副主席、评议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推动台盟积极参加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各项重要活动。他经常关心和研究台湾情况，积极献计献策，为完善和充实对台政策，特别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方面，反映了台胞的愿望和建议。他亲自写文章有力地批驳了“台湾独立论”、“台湾地位未定论”、坚决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来访的岛内外台胞都热情的交谈，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工作。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他为第三届台盟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针对美国参议院“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受到有关方面很高的评价。
李老于１９３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厦门担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同年组织遭到破坏，他即回台湾。在台期间，他经常从日本报纸中寻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踪迹，用红笔划在地图上，日夜关怀着红军长征的前途。他对中共领袖有深厚感情，在重庆时多次探访周恩来同志，聆听教诲。他也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常常对我们谈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心耿耿，在“文革”期间，虽身处逆境，但仍提出了详细周密的有关台湾和日本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赞赏和重视。他经常向我们强调台盟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今年初，他患病住院，仍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台盟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在听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后，对我们说，台盟作为参政党，责任重大，要加强自身建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可贵精神。
李老学识渊博、思考深刻、为人正直、待人友善，赢得了广大台胞的敬重，经常有海内外台胞拜访他，向他请教。他对青年学生也热情交谈，交流思想，共同探讨革命道理。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一位台湾留学生从日本回大陆，经历坎坷遭遇，参加抗日，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寻求真理。李老在思想上政治上给予了很多帮助。他回台湾后，从事进步活动，于１９５０年被捕牺牲。３６年后，李老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无名的丰碑》来悼念他。
李老临终前常常向我们谈到他一生中很大的遗憾是没有能看到祖国的统一，未能再回家乡探亲访友，希望在台湾的老朋友及其子女，能够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李老这些遗言使我们不由地想起他在首都各界纪念台湾光复４０周年大会上发言的一段话。他说：“光复当时，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台湾父老兄弟，我怀念你们，感谢你们。记得当年台北桥头有副对联，写着‘自有生民怀故国，不堪遗老话前朝’，我相信，我们大家爱国之心是永远不变的。”
李老逝世后，他的家属和我们遵照他的遗嘱，没有举行仪式，将他的遗体献给科学研究，没有留骨灰，但他那崇高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革命品质，继承他未完的事业，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