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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云烟过尽时——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五十五周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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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06-30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眼底云烟过尽时
——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五十五周年
  王寅城 邢济萍
55年前,1935年6月18日中午,在闽西长汀县罗汉岭下,在反动派刽子手的枪声中,一个36岁的共产党员倒下了。他,就是瞿秋白。
坚守气节 坦然而去
瞿秋白虽然直接死于反动派之手,但实际上也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当“左”倾宗派主义者一再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时,当临时中央勒令体弱多病的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正在进行残酷的反“围剿”战争的苏区(而且不准夫人杨之华同行)时,当长征前有的当权者蓄意甩“包袱”,把瞿秋白等人留在已被敌人占领的苏区打游击时,他的死日已经为期不远了。正如伍修权所回忆的那样:“有的为
‘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果然,时隔不久,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牺牲,瞿秋白等人落入虎口。
瞿秋白被捕后,蒋介石亲派要员前来劝降。当敌人以被捕后投敌叛变的顾顺章为例来劝说时,瞿秋白愤怒地表示:“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人!”
瞿秋白自知在世已为日不多,便抓紧时间,写下了一篇前无古人的《多余的话》。尽管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露出某种低沉的情绪,但是他的牺牲却是十分悲壮的。“审讯”时,他表白:
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它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他就义前写下绝笔,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消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在死亡来临之际,他那样从容不迫,那样出奇地平静,出奇地安详,一种超尘拔俗的心态。
他就义时,报上记载:
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
瞿秋白的死,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在他生前,许多人不理解他;在他死后,仍多次遭到非议、诽谤。但是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主持调查后得出了“秋白同志英勇就义是党的光荣”的结论。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爱国爱民 耿耿丹衷
瞿秋白是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1899年1月29日。
他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潦倒终生,母亲被逼自杀。家境的迅速衰败,很快把他抛向社会底层,“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
辛亥革命曾经使他兴奋过,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我们原来天天盼皇帝倒台,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好不了。”但那时瞿秋白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却“不知道怎样医治”,为此他彷徨苦闷,苦苦求索。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五四运动爆发了。瞿秋白当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他立刻奋起投入到这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成为北京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的同学好友郑振铎曾回忆说:“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5月4日,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和痛殴章宗祥的壮举。他多次抱病参加街头讲演,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国人大声疾呼:“中国人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
追求真理 锲而不舍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要振兴国家,必先改造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为此,他于同年10月,不顾自己多病之躯,怀抱着“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下定了“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孑然飘零,远去故乡”,历尽艰险,跋涉万里,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去苏俄考察,希冀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以把一个“阴沉沉、黑魆魆”的中国改变成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中国”。
瞿秋白在苏俄居住的两年期间,访问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考察了社会生活。他把苏维埃比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的晓霞,坚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必将照亮沉睡的东方古国。在访苏期间,他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和大量的通讯,热情讴歌苏维埃所取得的成就,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成为我国最早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著作。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考察,瞿秋白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他宣告:“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坎坷、艰辛和磨难。在他加入革命队伍以后的十多年中,逆境差不多占去了将近一半的岁月。他长期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3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诬称瞿秋白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实际上宣判了他在政治上的“死刑”。但是,无论他受到多大的打击和压力,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直到牺牲前夕,他仍然坚信党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仍然充满自信地写诗明志: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他公开宣称:“我的思想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身负重托 呕心沥血
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开始筹备恢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办《前锋》,兼任《向导》编辑,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6月,他南下广州,筹备并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起草党纲等文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他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月,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中共五人中央局,任中央宣传委员,为中国革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理论贡献;同年主编《热血日报》,参与指导五卅运动;1926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参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勇敢地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成为我党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筹备并参加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接着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之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9月,与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1931年至1933年,受王明打击,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但他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另一条战线自觉为党工作,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斗争;1934年进入苏区后,尽管受到政治上变本加厉的打击和迫害,但他还是忍辱负重,为苏区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尽力工作。
1928年,瞿秋白经过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紧张工作,极度疲劳,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夜里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到地板上。但他白天总使自己不显露一点疲惫神态,振奋如常地硬撑着工作。有些同志知道他的病情,劝他保重身体,去休养一个时期,但他总是说:“我的病不要紧的”。
1934年1月,瞿秋白到达苏区。尽管他不断遭受着肺病的折磨,时时发烧、吐血,但他总像一团火,时时温暖着别人,丝毫不考虑自己。直到身陷囹圄,还抓紧时间,向党和人民留下了一篇特殊的政治遗嘱《多余的话》。
深思好学 孜孜不倦
瞿秋白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革命理论、文学艺术、文字改革等方面均有建树,这与他一生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瞿秋白从小爱动脑筋,爱读文学、历史、哲学书籍,中学时代在同学中就有“惟秋白能独立思考”之说。他在读书中养成了自我解答问题的求索精神。到了五四时期,瞿秋白在朋友中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而见长,有少年老成之称,成为他们当中的主要“谋主”。
在俄国考察期间,他刻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如饥似渴地汲取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回国以后,瞿秋白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担负起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他不囿于权威的意见,不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有关农民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思想建设等诸方面率先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瞿秋白以他出众的才华在文化战线上建树突出。1931年至1933年,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促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空前繁荣。他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深入地探讨了关于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他写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大众化的革命小调及唱本,翻译了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的第一人。他还对文字改革作过系统的研究,对新闻和教育工作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
瞿秋白兼有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翻译家、文学家、诗人的气质与特点。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对于他来说,“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因此,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遭遇多么坎坷,身体多么虚弱,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学习、思考。杨之华曾回忆说:有的同志提到他的天才,“我也知道秋白确有才华,但我深知这种才华是来自他的勤奋,真是勤奋不息,才华自溢。”他留下的五百多万字书稿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胸怀坦荡 光明磊落
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瞿秋白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党的五大上,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他散发了他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对陈、彭的错误进行批判。但事后瞿秋白并没有因陈独秀犯错误就疏远他,相反,仍然尊重他,并主动去看望,征求他对中央的意见。瞿秋白曾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切不可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当然,如果他公开叛党,那是另一个问题。”
瞿秋白从不文过饰非、揽功诿过。“八七”会议后,中国革命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对此,瞿秋白把它归功于全党同志和工农大众的英勇奋斗。虽然当时由他主持中央工作,但他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担此重任,只因受任于危难之际,不好坚辞,从能力、经验和身体来说,自己是力不胜任的。以后谈及此事,他总把自己比喻为“犬耕”,认为自己担任党的领袖犹如使犬耕田,力不从心。然而,对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春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他却深感内疚和不安,认为自己是要负责任的。他曾公开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叛徒出卖后,他知道自己死亡在即,于是便以他特有的坦诚、真率和无所顾忌,写下了《多余的话》,严格地、无情地解剖自己。
正如丁玲所写的那样,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的、尽心的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实际上,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古往今来,能够这样做的又有几人呢?因此,可以说《多余的话》在表面低沉的调子里,涌动着的是他向往光明、献身革命的热血;在自责自贬的言辞中,蕴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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