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撼光之树〔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摇撼光之树〔报告文学〕
　　简宁　葛长银
一
门。几乎整整一个夏天，中央彩电中心筹建处总建筑师严星华，都在揣摸着一道门。
生活的一道门也刚刚朝他打开，他仿佛还能听见那在颤栗的光线中滑行飘逝的“吱呀”声。这是１９８０年，他的花甲之年。这之前，他在山西临汾下放了十年。当初他作为北京工业设计院副主任工程师“疏散”到那里时，看到一些同事执意不迁出户口还在心里嘲笑过他们。“没志气！”他笑着说。给他办户口迁移手续的人把公章悬在手上：“你想好了吗？这一盖可就回不来了。”
“你盖呀！”严星华催促着，他烦了，北京不要你了，何必还赖着不走呢？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暗暗觉得，有一天北京会找他回去的。
他想对了。只不过这一天来临时他已经不这么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城乡环保部都纷纷要“挖”他回去，但他不走了。连他祖籍所在的浙江大学校长刘丹亲自许诺几个特殊优惠条件聘请他上任系主任，也被他谢绝。他在这儿很好。这个历史上著名圣王尧的故乡古风犹存，在那个荒诞年代里，那里的领导竟奇迹般地为这批下放的“臭老九”组建了临汾地区建筑设计室，严星华任副主任。从１９６６年４６岁的他被“提拔”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扫厕所的清洁工以后，他就再没摸过图纸和铅笔，是临汾的领导和人民还给了他生命中的“光”。他感到心灵的寒冷在这片黄皮肤的土地上融化了。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庙”里他照样大显神通，他设计的临汾电影院、临汾百货公司以其精致现代的风格名震山西，他主持设计临汾地区炼钢厂时，还成功地搞成了“氧气顶吹”设施。士为知己者死，古代的韩信尚且要报答漂母赠饭的知遇之恩，到了“绿水新池，艳阳高照”的时代，他又怎能离开这些理解他保护他的人群呢？
是广播电视局通过山西省委强迫他走进了一扇门：他必须回北京主持设计彩电中心。
还有另一扇门，他轻轻掩上了。也是这个夏天。定居美国的外甥女孙穗芳——伟大的孙中山的孙女，回国看望舅舅，见他全家就住在广播电视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下子惊呆了。
“是我自己不让他们在华侨大厦包房的。”严星华解释道。
“到美国去吧，到美国您也可以搞建筑，贝聿铭就是华人啊。”外甥女恳求着。
严星华哈哈一笑。“我要想出国早就走了。再说我看过贝聿铭在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带着浓重的中国南方建筑的味道，而且风格上显得极其忧郁，我断定他也是非常怀念家乡的。”
孙穗芳还是第一次听到对贝聿铭的这种议论，也许建筑师的心是相通的，她不再坚持了。舅舅脸上那宁静的微笑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战胜的，时间和苦难都不能磨蚀这种笑容。
她还不知道隐藏在那笑容之后的焦虑和苦恼呢。就是为了这道门。彩电中心电视节目制作区有一个最大的演播室，面积为１０００平方米，仅次于世界上最大的日本ＮＨＫ演播室。演播室的门有两个，一个进演员，一个进道具，其设计是块“硬骨头”。整个夏天，严星华一头埋在资料堆里。日本的ＮＨＫ演播室，两个门是对开的，降低了使用面积；苏联莫斯科电视中心是条形的，不利于大面积布景；西德的门从两边开，人与物分别入门，难免纷乱；荷兰的……也不理想……
严星华从资料中发现了别人的缺陷，剩下的便是一道“窄门”呵，在最后的方案中，他把两个门并排开列，一进门，便呈现室内大面积的环形空间，倾斜的内景效果被突出出来，既有利于拍摄，又便于布景，使用价值超过了日本ＮＨＫ１０００平方米的演播室。
彩电中心荣膺８０年代北京１０大建筑的桂冠，它的落成，标志着我国电视事业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整座建筑由一高一矮、一方一圆、一白一蓝的两组建筑物组成。高达１４０米的矩形塔楼，蔚蓝色的玻璃马赛克贴面，熠熠生辉，高入云端。从远处眺望，犹如一个高大的牧人，伫立在雪白的羊群旁，凝神沉思。
二
最初的掌声像一团雪亮的旋风飞到他身边。
最初的光环。金色的橙子。脸红和唏嘘。第一阵心跳。掌声。他从一阵阵灼热的风中抬起头来，茅以升和梁思成正坐在听众席上朝他颔首微笑。
这是１９５２年，他在汇报“北京医院门诊部大楼”的设计思想。这是他的处女作，其空间布局、光线处理，都表现了令人惊异的才华。
要知道，那座大楼的地基只是一条狭长的带子呵。
建筑师这个名字，不也就是一条熠熠闪光的带子吗？现在，他把这条光带真正地披在了自己的肩上，在这条光带的中心，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在穹窿下的是什么？
建筑师的头颅。
考古学家已经证明，房屋是由“穴居”发展而来的，由自然的山洞进而至于半地下室的“穴”，人钻出了地面。人在茫茫苍穹之下顶起第一片叶子，在下面说话、唱歌、舞蹈、祭祀。这片叶子就是屋顶，在汉字里，它写作“宀”，而“宀”在篆书中的形状，就像一个房屋的外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建筑像中国那样重视屋顶。它也是建筑师辉煌的冠冕，沙沙作响的金色树冠。
“我该怎样对付这条狭长的带子呢？长有２００多米，宽仅有２９米……东西方向，于采光十分不利。”严星华在察看地形时皱着眉，在那条带子上踱来踱去，反复沉吟。
阳光是生命的创造者。对建筑师来说，建筑就意味着攀援和摇撼阳光这棵生命之树。当病人走进挂号室的窗口，明亮的光束洒在身上，则意味着健康与希望。在这条狭长的东西地基上如何才能为病人争取更多一点阳光呢？
严星华在钢琴旁坐下，手指不由自主地抚过琴键，几个音符像一群雪白的鸽子划过眼前，他只觉一片阳光在他的脑海里轰鸣。
琴键。锯齿。
凸起的部分可以遮挡夏日的西晒。
凹开的一面使病房孤立出来取得最佳采光。
严星华兴奋异常。谢谢钢琴，我亲爱的朋友，是你启发了我。现在，门打开了，不必在黑暗中冲撞了。剩下的只是布局，这没关系，我能处理好。要单纯，简练，明确。对病人来说，简洁的秩序能在视觉上获得解答式的心理感受。要创造一个有机的旋律，一个流畅的连续空间，像一个大集装箱把各个部门包容进去。竖向三层叠加，错落有致，诱引阳光自然风进入其间，这种生机可以帮助病人消除恐惧感。那外间的诊室并列安排，可以造成一种速度，一种节奏，使病人理解到生命运动的感觉。这种形式母题重复出现，还可以造成一种群化倾向，一种集体感。对，它们不是孤独的。
多美呀，这透明细薄的草图纸，像在呼吸。他用６Ｂ铅笔在纸上画下第一根线条，它铮铮作响，如同琴弦。
三
严星华曾经放弃过建筑。
严星华的父亲严行芳是旧上海的船舶商人，商务方面的成功使严家兄妹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严星华自幼就读教会学校，１９４０年考入之江大学建筑系。入学一年后，上海沦陷。这时候闪耀在他的梦境的，再也不是巴黎的枫丹白露离宫、吴哥窟的金刚宝座塔、圣马可广场的海潮，而是金戈铁马征鼓雕旗的烽烟沙场。他永远忘不了那刺人肺腑的一幕。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严星华路过上海外滩左侧的苏州桥，两个日本兵持枪守在桥头，来往的中国人都得脱帽鞠躬。那时他血气方刚，走到桥头时昂首挺胸，神情傲然。两个日本兵把枪刺一横，挡住了去路，嘴里还叽哩咕噜地骂着。严星华怒视着他们，“啪”地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回到家后，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到次日傍晚才打开门，向焦虑不安地守在门外的母亲说了一句让她目瞪口呆的话：“妈，我要去当兵！”
就在那一夜之间，严星华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他私下联络了７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一同投奔重庆。就在准备动身的时候，其他７人因家庭劝阻而变卦了。严星华冲破家庭阻力，毅然决定只身启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１２月８日，他登上了上海开往杭州的列车。
多么漫长艰难的逃亡之路呵。在开往杭州的列车上，他险些被日本宪兵逮捕；从杭州冒雨折道七堡，差点被日本巡逻兵识破；从七堡乘船时，又遭到子弹的追击，躲过巡逻汽艇，在水上漂泊了两天一夜，才抵达金华。然后从浙江到江西，再到桂林、贵阳，历时两个多月，丢光了行李，才到达重庆。但那里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太平景象顿如一盆凉水向他泼来。千里风尘，一腔热血，终落得个天地悠悠万念俱灰的结局。幸遇中央大学适时招生，他想起自己热爱的建筑艺术，便重新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
然而，抗战杀敌的呐喊时时筑入梦境。三年级时，国民党在大学中招收飞行员，准备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受训，然后再到美国接受更高级的训练。严星华报名了，而且诸多条件均属合格。在最后报到时他问了一句：“抗战胜利后我还能回去搞建筑吗？”值班军官奇怪地看了看这个憨乎乎的小伙子，硬棒棒地说：“不行！”严星华长叹一声，又转身回到中央大学。
几年后，全国解放前夕，严星华的兄姐纷纷出国。大哥取道香港到了美国，大姐先到台湾，后移居加拿大。只有严星华一人坚持留在大陆。
四
１９５９年的一个秋夜，中南海小宴会厅内灯火辉煌，笑语阵阵。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剑眉笑扬，右手举起酒杯：“让我们为祖国的功臣干杯！”
这里的功臣，指的是首都第一批１０大工程的设计者。建筑大师们纷纷走上前去。
“还有一个，怎么躲起来了？”陈毅副总理乜斜着眼，在一旁诙谐地打趣。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环视一圈，朗声大笑：“严星华，上来！”他又转身向总理骄傲地介绍着：“这是我们最年轻的建筑师，全国农业展览馆就是他搞的。”
“哦，我知道，有９７份方案在你之前被淘汰，你很了不起嘛。”周总理颇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严星华涨红着脸，举起酒杯，走到总理跟前，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我们的主人公当时的确太年轻了，以３０出头的年龄跻身于国内建筑大师的行列，又面对着自己十分敬爱的人，不禁有些忐忑不安。其实中南海对于他，早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建国伊始，他就作为“中共中央机关修建办事处”的成员，负责过中南海领导人宿舍住宅中的甲种建筑设计。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杨尚昆。他还记得和朱老总一块吃火锅的情景。菜一端上来，就被朱老总倒在大锅里，然后拚命给建筑师们挟菜。老总一边把筷子悬在锅沿，一边说：“现在全国刚解放，各地都要兴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少，为什么不搞些模型呢？”老总把带兵的办法用到建筑上，他说的实际上是指“住宅标准化设计”，在当时那种人力不足百废待兴的形势下，那确是一个高明实用的设计思想。还有和毛主席跳舞的故事。他和他夫人王婉玲那时才２０多岁，爱玩爱热闹，周末时常到中南海春藕斋去跳舞。那时还没有后来那许多框框，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常常携家属一块来玩。请毛主席跳舞的女士太多，必须排队才能轮到一次。王婉玲荣幸地与这位东方巨人跳了一圈。一曲终了，主席准时地把舞伴送回原来的座位，然后大步走回自己的座位。那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日子呵。梁思成的夫人、建筑师，也是诗人，林微音女士曾戏称他为“御用建筑师”，但是他调皮地把这个桂冠转送给他的老师梁思成。梁先生是顾问，而他，正是受老师的邀请才能来到北京的。
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５０年代初，除了在清华大学任兼职教授外，他还设计了北京国际饭店、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央广播电视大楼——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莫斯科北京饭店、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包头中国制炮兵工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乌鲁木齐电影制片厂等等。这些黄金般的象形文字，沐浴在共和国青春的朝霞中，宛如一个个赤裸强健光辉闪闪的宁馨儿。
五
１９８７年夏，严星华出席了在英国布赖顿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协会年会，当会议间隙各国建筑师躺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或聚在餐馆里品尝威士忌时，他总是匆匆忙忙吃完一份汉堡包、一杯牛奶，提着相机消失在人群中。会议结束后，他又不顾同仁的劝阻，放弃日程安排上去法国游览的机会，提前回国。
和以往每次出国一样，严星华多了两个收获：归国后他交回国家的节余的钱最多；他带回的各种照片资料最多。私下里他曾自豪地向妻子夸耀过：“我出一次国等于别人出两次。”
“谁像你那么不要命呵。”妻子总是那么柔柔地嗔怪着他。
有命不用，要命干啥？严星华说。他的用，就是学习和积累。生命在这之中延长了，生命是个有限量的容器，它的界限取决于人的“用”呵。严星华对时间就像饕?者那样贪婪，守财奴那样吝啬。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感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一种阴影像鞭子一样无情地追赶着他。
那一次他哭了。那是１９７６年。唐山。
在收音机里得知地震的消息后，严星华便在儿子的陪同下连夜从临汾赶来。他们是自费来的，快到唐山时，火车不通，就掏钱请了一辆出租车。在距市中心五公里的近郊处，严星华面对着一堆堆瓦砾，一堵堵断墙，老泪纵横。儿子哀痛地伫立在他的身旁，可是脚下匍匐着痉挛着的也是他心爱的孩子呵——６０年代初设计的唐山铁道学院。他还清晰地记得那采用双曲抛物面薄壳结构的风雨操场，整个立面造型宛如一只张开双翼的大鸟在无风的空中翱翔，但现在那翅膀折断了，坠落了，成了碎片。
那个时刻严星华第一次咀嚼到死亡这两个字的苦涩滋味。罗马先贤祠的圆顶是地球圆周的百万分之一，这绝非偶然。人意识到自己是宇宙总体的一部分，是永恒和伟大的一部分。可是连“永恒”和“伟大”也会死去。地壳运动产生的强大地应力长期积聚着，造成巨大的弹性应变能。岩石痛苦地支撑着自己，直到那个灾难的时刻来临。但是新的地面会形成，人们从事建筑，考虑的不仅是实利，而是填补空间，战胜空无的跨度。建筑就是空间的雕刻和延长，消融着时间雪崩的阴影。光之树的摇曳回荡着生命本身尖锐深长的呼啸。
严星华回到山西后，立即投入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对山西古典建筑的考察研究，临汾尧庙，应县木塔，云岗石窟，五台山寺庙，都一一走进他那厚厚的考察笔记里。以后每逢出国，更尽量挤出点滴时间，拍下大量照片资料。这次在布赖顿，几乎每天出门，东方宫、西堤、鸟族馆、水族馆、高尔夫球场……这些十八世纪建造的著名建筑物，都以各种姿势和神态“搬”到他的快门里，也移植进他大脑的“资料库”。
人生有限，创造之路没有尽头。彩电中心落成后，严星华又陆续设计了国际红十字会中心培训大楼、广州越秀山公园电视发射塔、内蒙古广播电视大楼等大中型工程。１９８４年，他作为中国建筑学会的常务理事和北京市土木建筑学会的理事长，受两个学会的委托，创办了一家集体所有制设计单位——中京建筑事务所，并任总建筑师兼总经理。这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甲级设计执照的集体设计单位，几年内已成绩斐然，名震中外。
红色的“桑塔纳”停在事务所乳白色的小楼前，满头银丝的严星华走下小车。这天早上，他又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他打开窗子，一束早晨的阳光照射到他的脸上。光是粒子，他知道，无数颗亮晶晶圆滚滚的小球正旋绕着他翔舞。彩电中心——那位高大的儿子，就站在他的附近，也被这一颗颗燃烧的粒子撞击着，像一株披光结彩的花树。